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了稳定、较快的增长，尽管遭受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但2009年中国GDP仍然保持了9．1%的较高增速，2010年则高达10．3%，2011年也高达9．2%。不过，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高投入来实现的，改革举措也仅仅是顾及到了眼前的利益(Jinghai Zhenget．al．，2009)。那么，中国究竟应当选择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当制定怎样的改革和发展战略才能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增长的态势呢?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区域统筹协调和“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这些词已越来越成为政府部门工作目标的热门词。现实的问题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对降低中间消耗和改善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贡献度，究竟会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必须借助一定的技术分析手段，即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从劳动生产率中分解开来。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测算并比较各地区中间消耗水平的结构性差异和变化。然而，从整体来看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由西到东呈现一种由低到高的阶梯式分布结构，并且东中西区域经济增长的这种结构性差异，已经严重的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稳定。比如，根据吴福象和朱蕾(2010)的测算结果，我国东部地区对中西部的正向溢出效应不及后者对前者的显著，中部地区没有发挥区域经济的纽带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协调作用的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科学技术水平较高，产业发展基础良好，与海外有着较多的经济联系;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基础条件较差、底子较薄，人口和城市密度较低，科技和文化教育都不够发达，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缓慢。
目前，我国大多数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特别是像广东和江苏等制造业大省，如果它们在全球金融危机当中能够率先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的双向突破，那么这些地区的成功经验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无疑会有强烈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比如，在地理空间上，广东地处中国的东南沿海，具有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政策模式之下，广东挑起了中国在出口市场中崛起的大梁，加工制造业发达，成为国内最具生机与活力、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样，江苏以其良好的经济传统为基础，在地方政府推动型管理模式之下，乡镇企业成功改制、外向度大幅度提升。特别是从苏南到南京的沪宁沿线，已迅速崛起并取代了珠三角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另外，江苏所在的长三角经济圈，消费和投资并行带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主要特点是稳中渐进、保持高位运行;广东增长源的突出特点则是出口拉动大于其他省份，成为中国经济国际化和外向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在中间消耗上有着怎样的差异呢?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对当地经济增长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多年来，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经济形势，我国以广东、江苏为代表的外资代工模式正面临着人民币升值、国内需求不振、国外需求萎缩、工资成本上涨等多方面的压力。由于这两个省份存在着迥异而典型的发展模式，故而本文选取广东和江苏作为代表性省份。通过对全国、广东和江苏历年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实证分析，考察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对生产效率改进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还将利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分析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的变化趋势，并比较全国范围、珠三角经济圈的广东省和长三角经济圈的江苏省两个层面、三个区域范围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对当地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概述，第三部分进行统计分析，第四部分是结构分解，最后是研究结论。
二、理论概述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经济增长可以归结为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和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两种基本驱动模式。其中，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总量的增长;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来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益，进而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效益的提高。此二者对应了现代经济学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两种模式。不过，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卫兴华、侯为民，2007)。因此，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模式转变，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
为了有效应对金融危机，中国适时提出了区域统筹协调和“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一系列重大举措，其前瞻性和战略意义是可想而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集约型增长?哪些因素制约着内涵式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始终是困扰学者们的难题。对于此类问题，Fagerberg Jan(2000)曾利用1973—1990年39个国家24个行业的样本，重点研究了专业化生产和结构性变化对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构变化不能明显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工业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国家，其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要明显地高于其他国家。另外，M．A．Carree(2003)则运用更加全面的分析方法，估计了从事高技术产业生产的就业比重，并验证了Fagerberg Jan声称的“电子”工业生产份额对制造业整体技术的积极影响，结果发现Carree计算的影响系数以及由此带来的外溢程度要比Fagerberg小很多。
解读上述差异需要回溯理论上的源头。事实上，经济增长理论自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以来之后，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完善，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古典增长理论，再从内生增长理论到制度学派的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人物，他们指出了经济增长的规模性动因(资本、技术、土地)以及拓扑性机制(分工)。由于技术进步的连续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他们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不具有持续性。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为典型代表。前者将储蓄率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后者改进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对资本积累作用的解释。然而，在实证中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无法把握，尤其是在缺乏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长期的人均经济增长率趋于零。后来又发展出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特征是将技术内生化。从此，构成该理论的诸多模型能很好的阐释人力资本、知识等因素在模型中的积累和演进机制，以及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作用。不过，内生增长理论忽略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几乎同步，制度经济学者诺斯等人则提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及其创新作用。至此，理论界一致认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要受到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之外，体制因素和制度因素通过生产要素的结合也会影响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从技术进步和结构转换角度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上述理论的基本逻辑还可以借用Dixon和Thirlwall(1975)的模型思想来表示，该模型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输出基础理论是一致的。模型由产出与生产率增长q=a+λy－i、成本与生产率增长p=w－q、贸易多因素关联x=－b0p+b1pf+b2z和贸易增长与产出增长y=γx四个方程组成。其中a为生产率的自主增长，λ为Verdoorn系数，p为产出品价格，w为劳动力成本，b0和b1为需求自价格弹性和他价格弹性，b2为外部对本地的需求收入弹性，γ为区域产出增长对其溢出或出口增长效应的反应程度。第一个方程表明生产率增长(q)部分取决于滞后期的产出增长(y－i)，部分取决于其他未指明的因素(a);第二个方程表明生产成本(w)的增加将直接反映到区域通胀率上，即生产率的增长能降低通胀率;第三个方程表明出口增长(x)取决于区域内产品价格(p)、主要竞争对手产出品价格(pf)及区域外收入(z);第四个方程反映区域间产出增长与出口增长的关系。
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实证支持。比如，Gavin Cameronet．al．(2005)通过分析英国自1970年以来14个制造业行业的生产力发展情况，认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两大源泉。Ted＆Adams(2009)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发现1968—2002年间美国太平洋西北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几乎完全得益于技术进步。卫兴华和侯为民(2007)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来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刘伟和蔡志洲(2008)研究发现，1992年以来技术进步对降低国民经济中间消耗的水平和改善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较大的贡献;吴延兵(2008)认为自主研发和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胡昭玲(2007)、徐毅和张二震(2008)等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当然，也有研究者从结构转换的角度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Michael Peneder(2003)对20世纪90年代28个OECD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一直是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Fagerberg Jan重点研究的是专业化生产和结构性变化对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结构变化不能明显促进生产率的提高;M．A．Carree运用的是更加全面的分析方法，验证了FagerbergJan声称的“电子”工业生产份额对制造业整体技术的积极影响。刘伟和张辉(2008)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和发展的最初阶段，纯粹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要逊于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动态来看，产业结构变迁所体现的市场化力量可能会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虽然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某些体制性因素依然会阻碍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透过大量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在各种影响因素中，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终究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其他变量，包括对外贸易、资源配置、政府管理等，最终都需要通过这两点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发挥作用。不过，现有的研究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中，技术进步和结构转换大都放在不同的模型中进行分析，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是从投入—产出分析视角和偏离—份额分解角度，在这个统一的模型框架下，首先从中间消耗系数和直接消耗系数的角度，比较全国范围、珠三角经济圈的广东省和长三角经济圈的江苏省两个层面、三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状况，在此基础上比较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所产生的区际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动态变化特征。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和与上述研究的主要差别之所在。
三、统计分析
所谓中间消耗，是指生产单位在核算期内为获得总产出而转换或消耗的非耐用货物和服务的价值。在列昂惕夫(Leontief)投入—产出模型中，中间消耗系数是各部门的中间消耗与该部门的总产出之比，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各列之和;而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表示的是中间投入与全部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反映的是某部门每生产一单位的总产品所需要的相应生产部门的中间消耗。一般来讲，在投入—产出关系中，某部门单位产品所使用的中间投入越多，其在总产出中所得到的增加值就越少(刘志彪、吴福象，2005)。因此，从理论上来讲，降低单位总产品中对各部门产品的中间消耗，也就意味着提高了增加值(包括固定资本损耗、劳动者报酬、间接税净额和营业盈余等)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率，因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由于投入—产出表在编制过程中对技术要求非常高并且工作量庞大，因而国内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从1987年开始才在全国范围内尝试展开，并且此后每隔3年才编制一次。就国家层面而言，迄今为止仅有5份(分别是1987、1992、1997、2002和2007)在大规模投入产出调查基础上编制的全国投入—产出表。此外，国家统计局还通过对基准年份数据的调整，每隔3年发布一次延长的投入—产出表。目前，共发布了1990、1995和2000三份延长式投入产出表。这样，中国目前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已经达到8份。从地方层面来看，江苏和广东是全国范围内投入—产出表编制工作开展得最好的省份，并且两省也从1987年开始编制投入—产出表，目前江苏和广东已分别编制了8个年份和5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
在统计分析之前，本文先将各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归并为三个大类部门，并记A为扩展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aij］，i，j=1，…，4，且A为4×4矩阵。a11、a21、a31分别表示第一产业部门每生产一单位的总产品分别需要多少第一、二、三产业产品作为中间消耗，a41表示第一产业部门每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需要各个生产部门中间投入的总和，即a41=a11+a21+a31。
按照同样的方法，第2列、第3列分别表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中间消耗情况。第4列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系数，表示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每提供一个单位的货物或服务需要全部产业部门投入多少货物或服务作为中间消耗，具体含义与刘伟和蔡志洲等文相似。
1．全国范围中间消耗系数的变化趋势
首先来考察全国范围中间消耗系数的变化趋势。结果参见图1。
从图中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总体国民产出的中间消耗系数基本上保持在0．7左右。不过，2002年之后有明显的上升。虽然2007年稍有回落，但仍比之前的消耗系数要高。在科技进步迅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可能是:其一，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消耗系数在三大产业中最大;其二，在现有的技术形态下它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三种形态上的差异较大。另外，统计结果还显示，这类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由2002年的49．7%提高到了2007年的54．1%。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国民经济总体消耗系数的上升。农业方面，除了在2005年出现了一次较大的跳跃之外，最近十多年来农业部门消耗系数比较稳定。原因是农业对其他部门的依赖越来越小，同时技术因素使得农业生产不断机械化和专业化。第三产业方面，长期以来其中间消耗系数基本上围绕0．5上下波动，原因是第三产业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中间消耗系数介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并且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信息技术和基本建设的投入，其生产效率也相对稳定。
2．各地区直接消耗系数的差异性比较
再来看各地区直接消耗系数的差异，结果参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全国还是广东和江苏，a14的数值都呈递减的趋势。说明总体经济对第一产业的中间消耗越来越小，这也是造成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的原因之一。比如，全国层面该数值由1992年的21．8%下降到2007年的11．3%。另外，统计分析还发现，a23和a43的数值也在减小，表明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甚至当地经济整体的依赖程度都在降低。可见，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三大产业对经济整体的中间消耗方面，a42明显高于a41和a43，意味着第二产业比其他两个产业对全社会经济的依赖性更高。由于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因而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结构转换和升级，对于降低全部产业的中间消耗和提高生产效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不同地带两种消耗系数的差异比较
最后来比较各地中间消耗系数上的差异，结果参见表2。表2显示，最近十多年来，不同地区中间消耗呈现明显的差异化特征。比如，江苏的中间消耗系数从1997年的0．6906降为2007年的0．6776，表明按现行价格反映的经济总体生产效率在最近十年有了明显的改善。而全国的中间消耗系数则由1992年0．6108上升到2007年的0．6751，上升了10．5%;广东在1992年0．6807的基础上也略有上升。主要原因是，中间消耗系数的结构性变化，除了与中间消耗品的投入量和产品的产出量相关之外，还要受到最终产出品和中间消耗品价格水平的影响。若按固定价格计算，则某一部门单位产品的中间消耗尽管在减少，但如果由于市场原因导致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低于中间消耗品价格上涨的比例，那么单位产出品中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中间消耗系数不会降低，经济效率得不到提高。因此，中间消耗系数的升高，受到最终产品和中间消耗品价格水平的双重影响。江苏在改善中间消耗水平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成效之所以遥遥领先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甚至优越于广东，主要得益于江苏不仅有着良好的产业配套基础，而且在地理区位上毗邻上海，便于获得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金融和人才的支撑条件。
从结构上看，江苏第三产业效率的提升对中间消耗系数降低的贡献最大。一方面第三产业的比重在上升，另一方面第三产业中间消耗系数由0．1554下降为0．0839，降低了46%;而广东第三产业的比重虽然也在上升，但系数仅降低13%。主要原因是，从整体上讲我国制造业经历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成功转型，江苏作为制造业大省，中间消耗系数的显著降低无疑是这一成功转型的晴雨表。尽管有研究认为，由于产业同构现象的存在，使得以江苏为代表的长三角制造业出现了低成本费用利用率现象(长三角联合研究中心，2008)。不过，虽然长三角低成本费用利用率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确实存在，但尚未构成对长三角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倒推力。况且，一定程度的产业同构有助于通过有效竞争走向产业的分工和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为要素流向边际生产率和比较利益较高的行业，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吴福象，2008)。事实上，作为外向型经济高度发达的核心区域，江苏与上海一样，通过技术嵌入、产业融合等方式对产业结构转换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提升效应。而产业融合之所以对产业结构转换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嵌入和改造传统产业等方式来实现的(吴福象、朱蕾，2011)。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产业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其产值比重在区域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导致各种消耗水平出现差异。1992—2007年间全国范围内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有所下降，但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广东和制造业发达的江苏，该产业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度却在不断的上升。横向比较表2中第二产业对当地直接消耗系数可以发现，广东在90年代初期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消耗系数达到0．85，远超全国的平均消耗水平。但随着国际贸易程度的加深，广东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随着贸易结构的变化得到调整。到了2007年，广东第二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降到0．7791，已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反，江苏在这些年间产业的生产效率虽稍有波动，但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水平。与直接消耗系数高达完全消耗系数70%以上的第二产业相对比，各地第一和第三产业的直接消耗在不断减少，表明第二产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虽然作用在上升，但其结构调整则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任务，这反映了当前中国承受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贸易保护双重压力的基本现实。表3是对各地第二产业部门细分行业后的直接消耗的对比。按照我国三次产业分类标准，这里将第二产业分为采掘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三大类。
由表3可以看出，在第二产业25个行业①中，江苏有17个部门的中间消耗系数低于广东，这也是江苏第二产业直接消耗系数0．7609低于广东0．7791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近年来江苏制造业发展迅猛，且投入产出效率走高，其直接消耗系数比广东低近3个百分点。在表3的20个制造业子行业中，有四分之三的子行业的中间消耗系数低于广东。
四、结构分解
下面比较各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从定义来看，在投入—产出分析中，各部门直接消耗系数的变动被看成技术进步的影响。在国民经济部门结构关系不变的情况下，中间消耗系数的降低被定义为技术进步对于国民经济中间消耗的贡献，而扣除技术进步因素之后的中间消耗程度的变化，就反映了产业结构变动对全部消耗系数的影响。
这些变化可以利用“偏离—份额分析”(Shift－Share Analysis)法，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效应从生产率增长率中分解开来。注意，这里的生产率反映的是在一定时期内要素投入创造的成果与其相适应的要素消耗量的比值，能够直接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令P为产出活动的效率，Q为总产出，N为总投入，pi为某产业部门的生产率，i表示不同的产业部门，i=1，2，3。Si为产业i的要素投入份额。于是，全社会经济活动的产出效率可以表示为:
如果令
，
，且
，则有
。因此(1)式生产率的增长率可表示为:
在(2)式右边，可以分解成如下三项:
第一项
为静态结构转换效应。它度量的是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产业流向产出效率较高的产业所引起的总体生产率的净提升。如果要素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业i，则该产业在t期内的份额变化大于0，对其赋予的权重也较大，该产业的静态结构转换效应较大。
第二项
为动态结构转换效应。与第一项不同，它表现为要素流动引起的动态效应，度量的是从生产率增长较慢的产业流向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业所引起的总体生产率的净提升。如果要素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i，则该产业在t期内的份额变化大于0，对其赋予的权重也较大，该产业的动态结构转换效应也较大。
第三项
为静态技术进步效应。它是由于各个产业内部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的各个产业内生产率的增长。
根据公式(2)的测算，如果以某个年份的产出结构为基准，全国、广东和江苏中间消耗贡献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比如，在1997—2007年间，江苏的中间消耗系数从1997年的0．6906下降到2007年的0．5941，降低了0．0965，表明在此期间技术进步对降低江苏的中间消耗起到了一定的贡献。事实上，在此期间江苏的中间消耗系数只下降到了0．6776(0．5941－0．6776=－0．0835)。差额－0．0835实际上就是相对于基准年份而言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产出活动中间消耗的影响。再看广东的情况，技术进步使得中间消耗系数由1992年的0．6807降低到2007年的0．5737(降低了0．107)，但产业结构的变动使得消耗系数变为0．6843(与0．5737的差额为－0．1106)。
最后对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效应的贡献度进行动态比较。在比较时，先将1978－2008年分割成1978－1985、1985－1989、1989－1991、1991－1998、1998－2002、2002－2008等六个时段②，再根据公式(2)计算各地产出活动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如图2)。从数值上看，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基本上保持在80%以上。这与第三部分统计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表明技术进步对提高生产效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图2中，这种效应在不同时段和区域上是有差异的。比如，在1978－2008年间，技术进步对全国范围内的生产效率提升的贡献在大部分时间都要高于广东和江苏，江苏仅在1989－1994时段要高于全国和广东。另外，从图2中的趋势线还可以看到，近年来广东技术进步的贡献有下降的趋势，并且在2002－2008年时段上低于江苏。对此，本文的解释是，江苏作为教育大省，科教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人才的培养给技术进步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不仅如此，江苏对外开放的规模逐渐显现，国外投资和先进技术不断涌入，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创新和自我研发意识不断加强。同时，国外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使得江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体现，并且在很多方面与广东相比都表现出了后来者居上的态势。图3和图4给出了1978－2008年六个时段广东和江苏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效应对总体产出增长率的贡献③。在这里，生产率增长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结构转换效应。
从图3和图4不难看出，1978－2008年间广东和江苏第二产业的产出效率中，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转换效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大部分时间里，江苏第二产业技术进步效应贡献较高，而广东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转换效应贡献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第二产业对当地经济的中间消耗在三大产业中最大，并且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也最大。而在1992－2007年间，江苏第二产业的比重由51．07%上升到56．57%，广东则由44．96%上升到51．28%，变化幅度更大，导致结构转换效应高于江苏。具体表现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对江苏和广东总体经济活动中间消耗的综合影响分别为0．013(=0．0965－0．0835)和－0．0036(0．107－0．1106)。这些差异表明，产业结构转换对降低两省经济活动的中间消耗水平没有太大的贡献;相反，技术进步对提高当地经济活动的生产效率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第二产业仍然是各地经济发展工作的重心，但该产业高消耗的特征，使得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大打折扣，同时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风险。
五、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各年份投入—产出表数据，对1992年以来全国、广东和江苏两种消耗系数的结构性变化进行了测算和比较，通过对三大产业部门各种消耗系数的对比，揭示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对国民经济产出中间消耗的影响。通过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从生产率中分解出来，测度并比较了二者对区域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本文研究表明，横向对比来看，技术进步对降低国民经济中间消耗和提高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产业结构转换的贡献要高;但从动态变化来看，在现有的产业结构状态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衰减的迹象。
本文研究的主要发现有:第一，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最大，第一和第三产业的中间消耗则相对偏小;第二，从地区产业比较来看，相对于广东而言，江苏全部产业和制造业的中间消耗系数较低，技术进步效应较高，结构转换效应较小;第三，无论是从中间消耗水平的变动还是从生产率增长效应来看，技术进步对提升生产效率的贡献比结构转换的贡献要高，但长期内得以维持的条件则依赖于技术标准和技术范式是否能成功突破。
本文研究的重要政策启示是:一个地区制造业发达但如果服务业投入不足，必然会抑制结构转换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即便该地区短期内服务业增长较快，但如果缺乏与制造业的关联和互动，那么技术进步对当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十分有限。为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要实现区域的统筹协调和“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战略目标，必须优化产业结构并提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加快区际知识溢出和技术标准、技术范式的转换。
注释：
① 由于广东《投入产出表》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产出为零，故该部门未列入比较。
②这里借鉴了刘伟和张辉(2008) 的时间间隔分法，同时也是便于统计数据的方便使用。
③1991-1998、1998-2002 广东的数据出现了负数情况，这里没有采用; 同样， 1989-1991 江苏的数据出现负数情况，这里也没有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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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101);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0－0484);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79004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0YJA790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