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赋予了区域公平和福利补偿机制新的内涵，评价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交互关系，需要回答产业结构相似性与生产力空间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状与原因、区域间的溢出和反馈效应等关键性问题。而发展城市群是区域协调和发展的新引擎。
产业结构相似性与生产力空间布局
相关研究表明，在同一经济板块内，由于地理区位上的邻近性和资源禀赋上的同质性，不少地方会把相似的产业作为当地的主导产业。从产业分工来看，地区间产业结构相似甚至相同是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因此，应当辩证地来看待这一现象。在产业集群理论看来，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为专业化分工充分地利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供必要的准备。因此，产业结构相似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趋同，既是产业集聚的基础，也是通过有效竞争走向产业集聚与产业分工的必经阶段。
地区间产业同构的原因，主要与投资的来源和性质有关。在现行价格体系中，代表政府投资意愿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往往市场化程度较低，而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决策大多是在充分地考虑了“用脚投票”的基础上做出的，投资的市场化程度普遍较高。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地区产业同构往往会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地方政府在对当地经济实行保护的同时，却忽视了其在地方经济决策中的“蒂伯特选择”功能，因而在克服地区重复建设和有效降低地区产业同构方面存在着潜在的冲突。
地方政府所实行的差异化政策，对于地区产业结构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对地方经济实行保护，其结果往往由于加大了贸易成本使得地区产业结构出现趋同。而在行使直接投资这一地方经济决策权时，如果地方政府充分考虑“蒂伯特选择”中的“用脚投票”的功能，即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加强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政策作用效果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循环累积，就会使得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不断增强。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状与原因
大量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初始条件、地理区位和制度变量等有关。其中，国有经济比重、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和结构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最为关键的要素。
早期增长核算文献认为，地区收入差距的根源来自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内的投入要素积累的差异。而以霍尔(Hall)和琼斯(Jones)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则认为，投入要素的差距不可能解释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贫穷的根本原因，只能由TFP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来解释。
此外，地区经济增长差异还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有关。如果对不同地区各产业部门直接消耗系数进行对比，并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从生产率的增长率中分解出来，就可发现二者对中间消耗和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有较大的区际差异。如，横向对比来看，技术进步对降低中间消耗和改善经济增长效率的贡献比产业结构转换贡献要高；但动态变化来看，在现有的产业结构状态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区际贡献有衰减的迹象。为此，要实现区域统筹协调和“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战略目标，须在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快区际知识溢出和技术标准、技术范式的转换。
区域间的产业关联与溢出和反馈效应
目前，我国东部对中西部的溢出效应不及后者对前者的显著，中部地区也没有发挥区域经济发展中应有的纽带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作用。究其原因，可能与当前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总体水平偏低、区域创新效率差异较大有关。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创新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各地区内部省际的创新效率差异较大，呈现较大的阶段性波动特征。区域创新经费投入对区域创新效率也有较大的影响，效果大于人力资本的推动作用。有研究还发现，专利权的产出效率要明显高于新产品的产出效率。为此，提高我国区域创新效率，需要从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两个方面进行突破。
有关实证研究还显示，初始不平等与后续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不确定的关系，农村不平等在解释人均产出增长时比城市不平等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大，二者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城市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城乡之间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城乡部门之间的不平等在解释城乡两部门的产出增长时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解决农村的不平等至关重要。
城市群引领区域的统筹和协调
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城市化群落中，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群对经济增长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新引擎作用。在城市群长期互动中，当要素在区域空间能自由流动时，一些优质要素会主动选择向大城市集聚，普通要素则被动选择向中小城市集中，这提高了城市群要素积聚的外部经济性和研发创新的效率。如，在长三角城市群体系中，城市群内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城市群外的企业和产业，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更新改造投资的比例，加大了对城市群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例，降低了企业交通运输成本，强化了需求关联的循环积累效应和投入产出联系，促进了城市群的经济增长。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在我国现有的城市等级体系中，城市群生产的极化作用过于明显。尤其是在生产活动向等级较高的地区集中时，人口向这些地区集中，造成了核心区与外围生产和人口分布的过度失衡。为此，协调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更多地运用产业分析方法，并考虑不同地区在全球化中的定位。另外，东部地区在加入全球价值链时，长期以来由于对“世界加工厂”的低端定位思维惯性，在很大程度上未形成东、中、西地带产业的关联机制，而是把中西部地区压制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商的地位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及可能的选择。
目前，东部地区自身正面临着完成产业升级的艰巨任务，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量带动中西部地区关联产业的发展。在遭遇要素成本上升、贸易摩擦加剧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等挑战时，代工企业面临着产业内迁和外移的艰难抉择。一旦以外资为主体的国际代工者选择产业外移，除了对东部会产生较大的冲击之外，对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为此，企业和居民应充分履行“用脚投票”的选择权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公共物品，而政府的第一要务就应是搞好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必刻意创新花样招商引资。
此外，考虑到比较成本优势，东部城市群尤其是大城市可致力于发展以金融服务和研发咨询服务为代表的总部经济，集中从事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同时要向外围转移制造业，让外围地区中小城市发展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