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TPP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构成强大的外部压力
加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WTO规则下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这是中国以往外向型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模式。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催生了世界经贸规则的变革。2015年10月,美国积极推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达成基本协议,包括美国､日本､越南等12国承诺在贸易便利､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监管､出口补贴和劳工标准等方面执行更高的标准,试图替代原有的WTO贸易体系。部分TPP议题已经突破了一般贸易议题内涵,向社会领域､边界后规则等国内法制法规方向转移,可能成为引领下一代贸易规则的标杆。遗憾的是,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中国不在其列,考虑到中国的贸易地位和经济体量,未来很有可能加入TPP。然而被动地加入由美日主导游戏规则的TPP,将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概括而言,TPP协议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资本市场开放､市场化改革等领域带来严峻的挑战。在传统货物贸易领域,TPP协议要求对1.8万种商品实行零关税,努力削减非关税壁垒,这无疑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未来美日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外包将逐渐转移到与中国比较优势有竞争和替代关系的TPP成员国。在资本市场开放领域,TPP要求以排除法的方式规定外资的准入领域,控制外资进入的行政法规和产业政策将被取消。负面清单下只能有一种国民待遇,国企､外企和私企将被一视同仁,这意味着对特定行业企业的扶持性政策的限制,市场监管中的行政权向法权的让渡。此外,TPP协议进一步强调了对知识产权､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高标准要求。这些标准的主要受益对象将是技术水平高､行业竞争力强的跨国公司,而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出口带来限制。
(2)以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为契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197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仅为2.2%,到2014年中国GDP为10.4万亿美元,世界经济占比上升至13.8%。2014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4.3万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4年我国外汇储备达3.8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1/3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对世界举足轻重,但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与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并不相称。2008年前后,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来源的美国和欧盟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造成重创。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意志,也是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客观需要。2015年11月30日,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10.92%的权重使其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货币。这在推动中国履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义务的同时,使得人民币走上市场化和开放之路。
为推进入民币国际化进程,首先,应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尽快实现国内金融设施与境外､跨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匹配；进一步完善监管措施,防范跨境资金逃离引发的金融风险；充分发挥上海自贸区对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和开放的推进作用,将上海打造成与我国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金融中心。再者,加快发展资本项目下的输出机制,提高人民币的海外存量。2013年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随后由中国主导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成立,这些金融平台将有力促进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的贸易､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民币区域内的流通广度和深度,推动实现以人民币作为区域化基准货币的目标。最后,稳步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构建人民币的境外循环机制。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全球布局,有助于多元化人民币资产的海外发行,丰富和拓展人民币海外使用和循环渠道。〔9〕
三､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中的战略应对
为应对新一轮产业革命和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应进行以下战略调整。
1.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增长更多依赖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工业国家产业转移。伴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产业竞争范式的转变,以及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正由高速转入新常态的“中高速”。劳动力､资源和环境对产业发展的约束加大,以往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基于不同方法的实证研究都发现,“入世”以来､特别是2003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明显的下滑态势。〔10〕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逐渐向发达工业化国家收敛,国外制造业技术溢出效应逐渐减弱,在自主创新能力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生产率自然会出现下降。金融危机以后,欧美传统制造业强国“重新工业化”,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为应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根本性挑战,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作为未来指导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以智能制造和“互联网+”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圈定了中国制造业发展十大重点领域。
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要求科学统筹协调资源､技术､市场等核心要素。资源是获取比较优势的重要资源,教育的普及和高校扩招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已经进入劳动数量下降而人力资源上升的阶段。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尤其要利用好人力资源,技术创新的实现也依赖于人力资源,未来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重塑关键在于劳动力数量优势向人力资源质量优势的成功转变。基于知识的技术创新是制造业竞争力的源泉,构建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战略联盟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对于大型复杂装备开发项目,应以政府作为资源动员､风险承担主体,搭建多方技术研发平台,自主技术研发和引进吸收并举。通过以政府采购为主的市场需求,为大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不断完善和改进的市场空间。事实上,欧美发达经济体在本国战略产业发展初期,也有着通过保护和补贴等政策扶持产业发展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发展趋势应逐步由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过渡,虽然仍存在补贴､税收优惠等扶持性政策,但应针对前沿技术和公共基础技术,产业政策目的要转向完善市场机制､补充市场不足､完善市场机能。
2.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缓解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约束
参与国际分工､融入世界经济体以来,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所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不断提高,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中国因素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中国“走出去”经济实力越发强大。后危机时代,以往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全球化红利不断削弱,国内资源､人口､制度和环境等因素对经济持续发展约束加大。中国经济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逼近了生产可能性边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或“新常态”。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导致了经济增长低效率､产能过剩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基于以上国际国内背景,中国推出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与区域内国家经济合作､互补。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抓住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契机,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市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可以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巨大的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沿线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中亚五国和俄罗斯等国油气资源丰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约束。区域内的东南亚､南亚等地区拥有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中国未来应将劳动密集型依次转移到沿线国家,国内专注于发展产品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国沿线地区经贸合作,开拓新的生产网络和消费市场,为中国的对外产能合作开辟新的空间。中国产业体系完备,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拥有良好的对外产业合作基础。沿线工程量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对中国的工程器械､高铁等优势行业以及钢铁､水泥､玻璃等过剩产业创造巨大需求。“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一方面为消化优质产能提供了市场,也为我国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机遇。当前推进实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又将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两大战略的无缝对接无疑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