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重心转移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全球经济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已无法适应当前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已是必然。但制度变迁的方向却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变迁是渐进式的、多元化的。在制度变迁进程中，国家偏好尤其是发达大国的偏好决定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类型。在形成最优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之前，大国俱乐部制度与区域多边制度的共存将成为可供选择的次优路径。G20 作为同时包含两种制度、两大利益集团的“双核”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变迁中两种路径兼容的例子。
［关键词］全球治理；G20；制度变迁；演进路径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7071( 2016) 01 － 0110 － 06
一、问题的提出
1990 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正逐步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经济重心东移使世界经济格局正在被重塑，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价值链以及要求在全球经济治理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构成了这一时期全球经济最为重要的特征，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面临重新洗牌的局面。尤其是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迅速从“全球经济治理中心”撤离，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合法性、民主性与有效性全面遭到质疑。
全球经济治理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制度安排［1］。关于制度，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C． North) 将其定义为“博弈规则”，它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2］。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是为了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全球经济问题而设计的一系列的规则、程序和机构。全球经济治理是一项公共品，国家始终处于治理体系中心。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是由美国霸权主导设计的，后由日本与欧洲国家追随，反映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治理边缘，有些国家甚至根本没有资格参与经济治理。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代表性与民主性的缺失，使得寻求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全球经济治理更是陷入多重治理危机，进行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改革已不可回避。然而，新制度不是供求双方收益最大化的结果，而是理性经济人之间博弈的结果［3］。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 在博弈双方绝对实力和权力仍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将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其可能的演进路径类型有哪些? 跳出当前治理困境的现实出路是什么?
二、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动因
“全球经济治理”缘起于全球化。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和地区带来了不同发展机遇，创造了巨大的全球红利。但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全球化的推进也同时产生了各种全球性经济问题，如经济危机、资源短缺、南北差距等，这些全球范围的经济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全球经济机构协调和合作才能解决，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应运而生。然而，当前的全球治理制度“是在国际关系非民主化体制中产生的”［4］，制度背后的本质是美、日、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与权力垄断。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从设计开始就存在内部“基因缺陷”，再加上世界经济格局重塑与权力结构调整的外部压力，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失灵，绝非偶然。
(一) 内部原因: 历史条件
国际社会仍是一个缺乏核心权威的无政府社会，国家之间的竞争所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超级大国可凭借自身强大的综合实力建立符合自己意愿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5］。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正是脱胎于美国霸权统治下，与生俱来的公正性、民主性与灵活性缺失，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内部推力。
首先，公正性缺失。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是公共产品，是为了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而存在的，应该是公正的，绝不能因为某个国家的利益而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然而，全球经济治理在设计之初，就成为美国等及其盟友获取私利的工具，其依靠绝对的实力优势和垄断地位，通过操纵各种国际和地区组织为其利益服务，不惜损害发展中国家和弱国、小国的利益，以单边、强迫、片面的方式治理和领导世界，“在貌似平等的国际制度中，隐藏着极端的不公正、不平等”［6］。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技术创新优势、丰富的管理与环保经验，占据全球分工价值链的高端，企图在全球领域推行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并不断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嫁危机与矛盾，来维持和增进本国利益，但这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无疑是新殖民条约及发展枷锁。同时，政治立场成为美国主导全球经济事务时的潜规则，若与美国立场不一致，就会遭遇不公正的对待，要么接受经济打压，如各种形式的贸易附加条件，要么被迫接受政治制裁，如发动战争。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虚伪性和自利性使得全球经济治理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其次，民主性缺失。由于全球治理的客体是全球性问题，这就决定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经济活动的群体性，决定了利益必须通过分配得到，而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各种权力( 包括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社会权力、生态权力) 博弈的结果，分配体系与权力体系是同构的，权力格局影响着分配格局( 辛本禄，2012) ［7］。同时，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状况，决定了国家间互动的环境和国际政策的选择的优先次序，因而也决定了国际制度形成的动机和预期［8］。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战后权力分布极不平衡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具有明显的权力失衡缺陷，权力呈现“中心—外围”结构: 发达国家数量较少，但位居权力核心; 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却处于权力边缘。如在联合国的治理结构中，根据发展水平划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其他四个均是发达国家，根据地域分布划分，欧美国家占据四席，而广大亚非拉地区只有一席［9］。国家之间的权力分布状况决定了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上的影响力。西方国家利用其权力的绝对优势，把持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话语权，统治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迫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服从和受制状态，这种权威化而非民主化使得全球经济治理广受诟病。
最后，制度僵化不灵。Colin I． Bradford 指出， 21世纪的主要挑战是处理当代全球挑战的制度框架难以与这些挑战的范围、规模和性质相匹配［10］。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不灵活与僵化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阻挠。美国在战后一直在力图使一系列以美国为主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保持稳定性，其目的是可以从中最大限度地获取霸权红利，所以它极不愿意推进制度创新或变迁，甚至多方加以阻挠，于是就出现了制度僵化滞后现象。第二，制度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使得制度即使存在一个更为有效率的路径，原先的制度框架仍会由于惯性而限制路径选择的灵活性，因此导致原先的低效率的制度可能无限期的处于均衡状态。这也是制度改革为何总是滞后于权力结构变迁的原因之一［11］。尽管2008 年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改革，但总体来看，这种微调并未改变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根基。治理制度的调整滞后，是当今世界经济无序、低效与不公平的一个主要因素，其僵化、保守自然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动态发展的需要。
( 二) 外部原因: 国际环境
冷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充当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霸权领导者，曾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由于全球化的深入与多极化的出现，世界经济格局重塑，国家间的利益分配与自身实力匹配的失衡，导致原来霸权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受到广泛挑战，其合法性根基受到侵蚀。由此，国际环境的巨变成为拉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外部力量。
首先，实力减弱，霸权根基动摇。美国相对实力衰落，是导致霸权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表现出能力危机的主要原因。随着“美国治理下的和平”的硬实力遭到侵蚀，美国的霸权地位逐渐走向衰落，其通过权威和榜样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也将削弱。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新兴经济体拥有日益庞大的经济规模、巨额的美元资产或丰富的能源资源等条件和经济发展旺盛的生命力，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挥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决定了发达国家已无能力再完全主导全球事务，其合法性根基正在丧失，因为没有其他重要国家的参与将很难管理世界经济［12］。实力增强的新兴经济体正试图逐步改变对自己不利的国际制度。
其次，全球依赖性深入，非“零和”博弈成为常态。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全球化的巨大惯力使各国和地区经济日益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全球分工基础上的区域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并行，区域内和跨区域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均得到大幅提升，世界政治经济的性质正发生实质变化，人们已进入一个相互依赖的新经济时代。同时，全球性问题比以往更加突出，许多国际问题并非单个国家和地区能够解决，需要进行多元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里，世界各国和地区作为全球经济的参与者进行博弈，而且体现出一种可以互利共赢的非“零”和博弈，往往呈现“一损皆损，一荣皆荣”的局面。
最后，新型多边合作机制凸显，权力流散压力上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所导致的权力分散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世界由过去对美国的愤怒和崇拜逐渐变得无所谓，从亲美主义或反美主义转向后美国主义［13］。一方面，新兴发展中国家开始探索新的合作机制，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与不合理的被压制地位。目前，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方式和途径趋于多样化，既有在全球性国际组织和机构中的合作，也有在多边协调机制框架内实现优势互补和争取共同利益的合作，这种通过区域、跨区域以及多边合作的方式利于加强彼此之间政治、经济和贸易联系，共同构筑切实有效的机制化合作网络。比如，金砖国家( BRICS) 、印—巴—南对话论坛( IBSA) 以及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由于各合作机制的形成，发达国家的权威和权力日益削弱，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呈现碎片化。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的不断增长及其积极参与正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国际格局呈现出绝对权力缺失，权力分布从集中趋向分散的态势［14］，权力分散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支配地位受到侵蚀。
三、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与演进路径类型
( 一)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基本特征
1． 由大国主导变迁方向。在任何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总是决定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形式和内容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格局的影响，实力大、权力大者占有主导地位。目前，新兴经济体崛起之势迅猛，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国际权力结构也在向东转移，权力趋于流散化，然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欧发达国家处于治理中心的位置，权力分散的最终归宿并不是权力的“匀质化”［15］。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权力提升并没有那么明显，这主要是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偏好和国内制度差异较大，未能形成有力的挑战和凝聚力。大国的权力优势主导全球治理制度变迁仍向其所期待的方向演进。
2． 呈渐进式变迁过程。回顾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制度变迁早已在渐进式推动进程中了。在治理经济危机之初，发达国家也尝试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沟通与合作，这样既可以缓和与新兴经济体的矛盾，提升其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合法性与代表性，又可以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分担治理责任，但合作治理的过程却是艰辛的、受约束的。如1989 年设立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涵盖亚太地区21 个主要经济体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曾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内部分歧越来越大，作用逐渐减弱。而后，发达国家倡导建立“G7+N”式的结构性对话机制，邀请经济规模巨大的新兴经济体加入到大国俱乐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但所作的实质性改革仍很有限，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并未真正发挥。由此可以看出，在大国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方向时，触犯大国根本利益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也决定了制度变迁只能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3． 逐渐多元化的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推行、信息技术的应用，民族国家的边界被打破。国家不再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唯一主体，跨国公司以及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大量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活跃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上。据统计， 1991年国际非政府组织( NGO) 的数量为5000 多个， 2005 年数量已增至50658 个［16］，它们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较于国家中心治理模式，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在处理全球经济事务中更加灵活有效，能够避开国家间的政治摩擦。全球经济治理是跨国界的，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所有问题，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各种行为体的沟通与协商，所以，全球治理制度变迁必将是一个逐渐多元化的过程。
( 二)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演进路径
制度变迁总是遵循一定路径，沿着特定轨迹衍化的。但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会受到不同变量的作用，其路径选择也体现出多样性特征［17］，其中一个重要变量就是国家间偏好的差异。偏好既包括政策对全球治理产生的结果，也包括制度的设计。如偏好趋同，则不同制度间竞争与冲突之结可以轻易解开［18］。
在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方向的现实情况下，其偏好自然成为决定全球治理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主要变量。根据发达国家尤其是大国偏好的异同，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演进路径类型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形成协调一致的多边制度。这种情况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的偏好趋同且也与新兴经济体的偏好趋同时，此时由于发达国家之间偏好差异小，合作的利益分配确定，其内部极易形成利益联盟，同时新兴经济体也不会有太大逆反心理，其要么自愿追随发达国家，要么自己形成多边合作机制，发达国家对此的阻挠也较小。第二种是形成发达国家俱乐部制度。这种情况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的偏好趋同而与新兴经济体的偏好趋异时，此时发达国家就会为应对新兴经济体的挑战而加紧抱团，并倾向于设立排除新兴经济体的俱乐部制度。第三种是形成多个竞争性区域制度并存。这种情况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的偏好趋异而与某些新兴经济体的偏好趋同时，此时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容易产生分歧，新兴经济体的偏好就会起到重要作用，有的发达大国会寻求与其偏好相近的新兴经济体加强合作，这样全球会形成多个竞争性的区域治理制度。第四种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不存在或碎片化，这种情况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偏好趋异且与新兴经济体的偏好也趋异时，此时发达国家将不再努力去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事务，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形同虚设，或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化共存，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呈现碎片化。
在全球化与世界经济格局重塑的国际环境下，国家间依赖程度相互加深，博弈早已不再是“零和”博弈，发达国家内部的偏好与新兴经济体的偏好的差距正在缩小。然而，尚不具备形成最优的协调一致的多边制度的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将会呈现“大国俱乐部制度”与“多个竞争性区域制度并存”的局面。也就是说，无论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大国俱乐部制度，还是新兴经济体主张的多个竞争性的区域制度，谁都无法完全替代另一方，兼容并存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次优选择。
四、G20 取代G7①: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现实路径选择
G7 是在1970 年代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居于全球治理主导地位时形成的，主要是解决全球经济领域问题。从成立到1990 年代初期，G7 的经济实力占居世界前列，其理所当然处于“全球经济治理中心”，这期间并未遭遇太多挑战。但之后全球经济结构出现巨大调整，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迫切要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拥有与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再加上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聚焦效应，G7 的治理危机史无前例。G20 诞生与G7 的治理危机有直接的联系，并在聚焦效应的催化下迅速取代G7 获得合法性。回顾G20 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道路，可以总结出两条原因来解释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必然性。
( 一) G7 相对经济实力下降，陷入治理危机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中心”，G7 能够继续维持其角色的前提在于，七个最发达工业化国家可以在一些关键性的经济领域握有绝对的主导权，尤其是它们占据全球GDP 的绝对优势份额，其影响力不会被其他次强国抵消［19］。然而，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特别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五国经济实力大幅上升，侵蚀了G7 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领导力与影响力。
1． GDP 规模走势比较。按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全球GDP 总额从1992 年27． 99 万亿美元增长到2014 的93． 04 万亿美元，增长了2． 32 倍。而同期，G7 的GDP总额从14． 29 万亿美元增长到34． 56 万亿美元，增长了1． 42 倍; 金砖五国的GDP 总额从4． 23 万亿美元上升至26． 54 万亿美元，增长了5． 28 倍。尽管金砖五国的经济规模总量还远远小于G7，但增长速度却很快，且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发达国家占世界生产总值比重的总趋势在下降。具体表现为: 1992 年G7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高达51． 14% ，而金砖五国为15． 12%; 到2014 年G7 所占比重下降至36． 66%，而金砖五国所占比重则上升至28． 12%。由此可以看出，金砖五国在经济规模上正在不断缩小与G7 的差距。另外据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预测，金砖五国在GDP 总量上将于2032 年左右超过G7。
2． 经济增长速度分析。1992—1999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从1． 94%上升至3． 35%，金砖五国平均增长率从4． 27%上升为4． 74%，G7 的平均增长率仅从1． 54%上升至2． 74%。在这期间，G7 和金砖五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差距较为平稳，是新兴经济体处于起飞的准备阶段。21 世纪之初的近十几年间，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从2001 年至2007 年，金砖五国的经济增长率从4． 53%大幅上升至8． 83%，而G7 的经济增长率仅从1． 49%上升至2． 38%，金砖五国与G7 的经济差距逐步缩小。特别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增速大幅下滑，2009 年跌至－ 2． 05%，G7 的经济增速仅为－4． 29%，出现大幅度滑坡，而金砖五国的增速为1． 6%，其中中国和印度的增长率分别为9． 21% 和8． 48%。2013 年，金砖五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强劲，增长率为3． 66%，而G7 为0． 86%。G7 经济增长乏力，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势头旺盛形成鲜明对比。
3． 贸易规模与份额走势分析。从贸易规模来看，能明显体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在不断上升。从1992 年至2013 年，全球贸易进口总额从3． 9 万亿美元扩大到18． 89 万亿美元，出口总额从3． 78 万亿美元上升至18． 82 万亿美元。同期，G7 进口额从1992 年的1． 97万亿美元上升到2013 年的6． 64 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却从50． 6%降为35． 1%。而金砖五国的贸易进口额从1992 年的0． 19 万亿美元、份额占4． 8%，上升到2013 年的3． 14 万亿美元、份额占16． 6%。比较可知，金砖五国对外贸易扩张速度大大超过了G7。在出口方面，G7 从1992 年的1． 96 万亿美元上升至5． 84 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的份额却从57． 1%下降至31． 1%; 而金砖五国的出口总额从1992 年的0． 21 万亿美元扩至3． 38 万亿美元，占全球份额从5． 4%上升至18%。这一升一降的态势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还将继续。可见，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4． 对世界的影响力分析。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反映为金砖五国对G7 的进出口依存度下降，相反G7 对金砖五国的进出口依存度呈上升之势。首先在进口方面， 1998 年，G7 从金砖五国的进口总额为231． 4 亿美元，进口依存度为8． 5%；金砖五国从G7的进口总额为138． 6 亿美元，进口依存度为43． 6%。2013 年，G7 从金砖五国的进口总额大幅上升至1178． 4亿美元，进口依存度上升为18． 2%；金砖五国从G7 的进口总额为778． 8 亿美元，进口依存度下降为25． 0%。其次在出口方面， 1998 年，G7 从金砖五国的出口总额为125． 9 亿美元，出口依存度为4． 8%; 金砖五国从G7的进口总额为151． 9 亿美元，出口依存度为41． 4%。2013 年，G7 从金砖五国的出口总额大幅上升至649． 0亿美元，出口依存度上升为11． 4%；金砖五国从G7 的出口总额为1004． 6 亿美元，出口依存度下降为29． 7%。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依赖新兴大国，新兴大国呈现群体性崛起之势，这构成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特征。
( 二) G20 优势凸显，获治理合法性
尽管G7 的治理危机对G20 的诞生具有催化作用，但G20 取得合法地位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G7 在出现治理危机时，也曾试图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及地区的沟通与协调，进行多边制度合作，如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美洲国家峰会、亚欧峰会( ASEM) 等。然而这些合作只是仅限于个别方面，而且受邀国并不具有参加常规会议的资格，因而并未解决实质问题。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G20 也仅是非正式对话机制，而且还仅限于财长会议［20］。G20 真正取得全球治理合法地位是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聚焦效应。G7 在经济危机面前不仅表现出能力和责任“赤字”，而且G7 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而新兴经济体发挥的正面作用却越来越显著，这些聚焦效应加速了全球治理制度改革的进程。G20 在2008 年内召开了三次金融峰会，并在第二次峰会上，G20 作为全球性经济合作首要论坛的地位得到确定。
G20 之所以能够获得全球治理合法性，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取代G7，在于它特有的一些优势: 其一，仍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阻碍较小。纳什均衡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哪个国家认为可以从制度改革得到好处，原有的制度就不会被打破，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原支配国能从中获取“足够的收益”。G20 峰会包括G7 所有成员，且仍占据主导地位，这可以保证G20 的执行力至少不会受到发达大国的强烈阻挠和破坏。其二，将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地位制度化。G20 使得新兴经济体可与发达国家处于一个经济平台上进行对话协商，表明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得到认可和提升，从全球治理边缘开始走向全球治理的前沿。新兴经济体地位的制度化弥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民主性与代表性不足的缺陷，有利于调动新兴经济体的积极性。其三，G20 峰会的执行力度较强。G20 内G7 与金砖五国( BIRCS) 两大利益集团的共存，可以实现集团内外的自我监督与相互监督，提高执行效率。
综上所述，G20 的成立与发展，宣告G7 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G20 既有老牌发达国家，又有新兴经济体，这种共存性正是大国俱乐部制度与区域多边制度类型的兼容，也是渐进式制度变迁中一条基于现实的路径选择。新兴经济体将在接受现存世界治理规则的背景下逐步改革旧的治理体系，从而在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的相互适应中，使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逐步走向合理［21］。
五、结论
随着新兴经济体群体性的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向东转移的趋势逐渐明朗，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进行深度调整，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也将面临洗牌新局面。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实力迅速上升，要求尽快改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缺失情况，提升国家影响力与话语权; 另一方面，传统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只想对现有的制度缺陷进行表面的“微创手术”，竭力维护原有制度的稳定性。尽管相比与新兴经济体的迅猛“攻”势，发达国家的“守”势依然占据上风，但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内部缺陷与外部压力已经动摇了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制度变迁成为历史必然，当然并非当前制度的终结。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方向是由实力大、权力大的国家主导，制度变迁将在国家博弈中渐进式推进，在这一过程中，由国家偏好尤其是发达大国偏好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演进路径类型。在不可能激进式走上最优的协调一致的多边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之前，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制度与新兴经济体内的区域性多边合作制度将会长期共存。G20 取代G7 获得合法性，就是两种制度、两大利益集团兼容并存的“双核化”现实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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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由于俄罗斯于1998 年才加入G7，并只给“半成员”资格，可以说俄罗斯在这个俱乐部里只是个附属者，因此本文选择G7 而非G8 进行讨论。
［收稿日期］2015 － 07－ 15
［基金项目］201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战略区域研究》( 14ZDA024) ;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动态DCI 和CGE 分析技术的区域一体化与福利补偿研究》( 71173101)
［作者简介］邓若冰( 1987—) ，女，河南省商丘市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主攻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及国际分工。吴福象( 1966—) ，男，安徽省安庆市人，南京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房地产经济与金融研究。
【来源】河北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