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通讯信息技术发展催生了国际生产分割、全球采购、外包、公司内贸易等新型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促使全球价值链在各国之间不断延展细化，并逐步塑造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新体系。经过长期发展和演化，在更高度细化的分工格局下，全球产业链“三足鼎立”格局已经形成，中国、美国和德国分别作为亚洲和美洲以及欧洲的中心国，在相互依存的同时逐渐形成各自区域内的价值链“闭环”，这就导致任何国家的产业链环节调整都会直接传导到区域或者全球市场。2019年底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价值链遭受重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受到威胁。202。年3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召开，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为最大的贸易国和第二大投资国，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也是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过程。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 Output Database，简称WIOD）的测算，中国通过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附加值贸易额大幅提升，从2000年到2014年中国的附加值贸易额增长2倍以上，中国占据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长度正逐步延展，2000-2014年间生产环节数增加10%左右，其中国内价值链长度占比提高了近30%。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微观企业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模式、决定因素和影响效应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关乎全球价值链的安全稳定和长远发展。
21世纪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全球价值链贸易的核算、全球价值链的决定因素以及全球价值链的福利效应等多个领域，涌现出不少高质量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也呈现指数增长。然而，专门针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和升级路径方面的研究仍较为零散，缺乏系统化的梳理。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吕越博士的专著《全球价值链重塑下的中国企业升级》（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基于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大量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深入探究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决定因素以及影响效应，是全球价值链微观分析在中国应用研究的力作，受到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魏尚进、盛斌、Bernard Hoekman、陆毅、屠新泉等的肯定和推荐。
一、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及分工地位
正确认识和判断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和地位，是探寻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出发点。该书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全面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考察了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模式的主要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较高，且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二是现阶段中国企业的价值链参与模式以进口国外中间品的方式为主导，但2006年之后，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程度下降了21.3%，前向参与程度逐渐提高，中国制造业正由进口中间品向为其他国家提供中间投入品的分工模式转变;三是中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的变化，但总体上仍然处于价值链的较低端，这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尚处于全球分工的低端环节有关；四是虽然总体上劳动密集型行业仍然是中国参与价值链的主导性比较优势产业，但近年来传统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不断上升，中国正由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向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
但是，具体到微观层面，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分工地位则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并非只从事价值链的一个任务，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既取决于特定产业价值链细分程度，也取决于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及其所选任务在价值链中的位置。该书发现中国企业进入和退出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数量均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进入和退出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数目远多于中西部地区，且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出口发达国家的企业（包括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夕卜资企业），研发能力、全要素生产率高且规模大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更长。这一发现对寻求“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持续经营的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中国企业实现价值链升级的主要因素
中国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制造大国。但是中国企业要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吕越博士深入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实现价值链升级的主要因素。
（一）融资约束
吕越博士通过采用中国与其他41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数据及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和地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水平是决定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度及水平的关键因素。当融资约束较小时，可以带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升级;融资约束较大时，则会导致产业向价值链低端偏移。此外，出口目标市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跃升，实施出口“地区多元化”的贸易战略将更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吕越博士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的融资约束具有缓解效应。吕越博士使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于企业的融资约束具有缓解效应。从所有制来看，民营企业嵌入价值链获得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最突出；对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同的企业来说，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了越多的融资约束缓解;对于处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的企业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越突出。
（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吕越博士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不仅提高了我国企业价值链参与程度，而且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在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吕越博士运用微观企业数据，进一步考察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产品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制造业服务化通过垂直效应（产品质量）和水平效应（产品技术复杂度）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品质。资产专用性越高的行业，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产品升级影响越大。省际间服务要素投入对企业产品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制造业企业生存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为实现企业竞争力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高其竞争力，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三）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吕越博士构建了可用于分析上游垄断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框架，结合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上游垄断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并基于2003年国资委成立这一外生冲击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降低行业的上游垄断程度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吕越博士还发现，上游垄断会通过抑制研发创新、促进中间品进口和抑制投资来降低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人民币升值会加剧上游垄断对企业出口附加值率的负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上游国有垄断会降低下游民营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抑制垄断、提高出口的国内附加率，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实现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
（四）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率改善状况
如何进一步增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参与带来福利—中间品市场多样性、更大的出口目标市场以及良性竞争机制—来改善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并时刻警惕由于技术差距缩小引致的发达国家对我国价值链升级的掣肘风险，真正全方位构建中国外贸竞争新优势，形成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联动机制，是值得政策制定部门重视的重大问题。吕越博士采用2000—2006年微观企业数据和2001—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改善效应。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通过中间品效应、大市场效应以及竞争效应三个机制，提高企业生产率。但当企业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距离缩短时，上述三个机制的改善效应将会消失或减弱，从而可能面临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
三、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
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效应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影响到中国企业创新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升，而且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环境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吕越博士运用翔实的数据，对此作了深入分析。
（一）影响我国企业的自主研发创新效应
吕越博士基于《中国知识产权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高度细化合并数据，考察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我国的自主研发创新效应。研究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作用尤其明显。同时，吕越博士还以中国加入WTO的外生冲击构建因果识别机制，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不同价值链嵌入程度企业的自主研发行为，发现在考虑WTO冲击后价值链嵌入仍然对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效应对高价值链嵌入度企业的抑制作用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因此，实现中国制造的价值链攀升，需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引入外部竞争机制以及更深度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全球治理。
（二）就业提升效应
吕越博士考察了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对不同的所有制、不同行业要素密集型和不同地区的就业水平的影响，以及就业水平与价值链嵌入度连续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使得就业水平显著提高，价值链嵌入时间越长，企业就业的提升效应越明显。此外，吕越博士还发现价值链嵌入会通过出口效应、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和跨国公司价值链布局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就业水平。研究表明，价值链嵌入度与就业水平呈倒“U”型关系，说明价值链嵌入度超过界点之后，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弱。
（三）环境改善效应
发展中国家凭借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逐步融入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价值链分工中，并得以承接其中大部分的“低端环节”，以至于针对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价值链的环境污染效应讨论不绝于耳。因此，采用更为严谨的实证方法探讨—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污染效应分析迫在眉睫，这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评析中国参与价值链的福利效应，制定以促进价值链升级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也能更全面地服务于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构建的根本目标。为此，吕越博士基于WIOD数据库刻画了2001—2009年间我国14个工业行业与全球38个主要国家间的价值链嵌入度，同时也计算了相关的贸易隐含碳排放程度;随后，实证研究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减少工业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是参与价值链会加剧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通过参与国际分工给中国的环境造成恶化效应，反而促进了环境的改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改善效应更强。提高中国中间品间接出口的比重将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参与全球价值链不会恶化环境，而会对改善环境有积极作用。这一发现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总之，该书在全球价值链微观研究上作出了诸多创新性贡献。吕越博士以异质性贸易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系统深入研究了微观企业层面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诸多理论与实践课题，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与现有研究侧重于行业层面的价值链研究所不同，吕越博士将研究重点聚焦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采用微观企业层面的大样本数据，从多个维度考察企业的价值链嵌入模式及现状，并评析价值链嵌入的福利效应，从而为进一步考察创新驱动战略下中国制造业如何破解制造业“低端锁定”困境提供扎实的基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脱实向虚”的发展模式，重新聚焦实体经济，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集中发力高端制造领域。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依靠低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工业化步伐，致力于打造新的“世界工厂”。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到2020年初演变为全球疫情大流行，各国将如何维护本国和全球产业供应链安全问题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议题。从国内来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虽已深入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生产分工并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在技术创新、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甚至面临被发达国家“锁定”价值链低端的风险。面对国际上“双重挤压”和国内结构优化升级的迫切需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如何通过新一轮制造业扩大对外开放，优化“中国制造2025”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发展环境，从而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显得十分重要。该书的研究对于中国企业优化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