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的驱动下，我们主动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中，实现生产要素的内引外连，推动本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世界银行(2013)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货物和服务的贸易规模达到4．29万亿美元，占同期世界外贸总额的9．9%。“中国制造”渗透到包括服装、纺织品、汽车和电子产品等各个领域，世界各国都在体验着廉价的中国产品带来的乐趣，以至于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坦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全球经济的“大稳定”(The Great Moderation)做出了贡献。“大象难以藏身于树后”，“中国元素”正深刻重塑着世界，崛起中国正寻求着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与世界共荣共生，难以“脱钩”[1]。
国际学术界曾经将“中国奇迹”归因于“人口红利”与“出口导向”战略，利用国际价值链分工和产品工序的分解，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构成了“中国式增长”的鲜明特征[2]。2008年次贷危机发酵之前，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保持在10%以上，危机“洗礼”后受外部需求紧缩的拖累，经济增长开始放缓，2012年的增长率下挫至7．8%。可见，中国的外贸发展或许不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侍女”，更多的是“增长的引擎”和“发动机”[3]，贸易对于消化过剩产能、拉动经济增长、消解二元体制张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扮演了一个领跑者的角色，“中国或是全球化最成功国家”[4]。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国际贸易中前沿技术的传递、智力要素的环流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实现“蛙跳效应”、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颇具现实意义。
不可否认，中国的外贸发展也存在“不稳定、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问题，表现在:(1)贸易顺差规模过大，国际收支失衡凸显，严重触动着美欧等国的敏感神经，贸易纠纷不断，贸易摩擦加剧，与“多元平衡”的外贸发展思路严重抵牾;(2)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对外部市场依赖较大，国内经济容易感染外部冲击，与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存在一定差距;(3)贸易结构不合理，商品贸易发达，服务贸易滞后，“中国服务”乏力;出口增长迅猛、进口持续低迷，有悖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互利共赢”的目标;(4)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人口红利”的式微，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时代趋于终结，国内劳动力成本扬升，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减，廉价劳动力托起的“中国制造”难以持续，迫切需要“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随着国内经济体量的扩张、经济结构的调整，外贸规模能否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或许值得我们思考。德国经济学家松巴特(1903)①认为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趋同，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是渐减的，而一大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坚称国际贸易是一种“常态”，危机对贸易造成的干扰只是一种“片段”，中国的外贸发展何去何从则需要结合中国的发展阶段进行深入分析。此外，在新的全球化背景、新的产业形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区域发展动向下，如何“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如何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继续发挥外贸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因此，从现象上高度概括国际、国内外贸发展形势的变化，从理论上深刻反思中国外贸发展的机遇和瓶颈，以便制定科学的外贸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际分工格局的深度调整
受金融危机的拖累，全球贸易增长率由2010年的12．6%下降至2012年的3．2%，欧美国家居民纷纷修复其家庭资产负债表，储蓄率上升，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1]。世界各国在推行新一轮科技创新计划、撬动更多产业的同时，纷纷搭建区域合作平台，出台更高的贸易标准，区域经济合作如火如荼。
（一)以数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应用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了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马什(2013)[5]在《新工业革命》中曾经将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少量定制、少量标准化生产、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大批量定制化生产、个性化生产，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3D打印将取代传统的制造环节，大批量个性化生产时代来临。随之而来的是，制造业内部自动化水平显著提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制造业中的劳动成本比重下降，欧美发展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约束缓解，制造业回迁成为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发展中国家以低成本的劳动力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受到挑战。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的“柔性生产”现象凸出，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或简单或复杂，价值链在全球的分布将更加均匀，产业链动态重组常态化，这又为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经济提供了契机。
(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将平添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于中国而言是“危”中有“机”。虚拟经济方面，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其国内货币供给减少，出于平仓的目的，美元将大规模回流美国，美元汇率也将步入上升通道，部分热钱将流出中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而一系列对其进行对冲的货币政策短期内可能难以迅速调整到位;实体经济方面，由于全球大宗商品多以美元标价，美元汇率走高将对大宗商品价格形成压制，从而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缓解，中国作为大豆、铁矿石、铜、煤炭等大宗商品的重要进口国，这些商品价格的下降无疑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竞争力。此外，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是在其经济复苏势头明显的背景下产生的，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其经济的复苏无疑有助于中国商品的出口。
(三)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启动，将重塑国际贸易格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在多哈回合谈判搁浅、全球贸易自由化荆棘重重的背景下，TTIP的出现将意味着欧盟和美国将绕开WTO重新搭建新的平台，无疑会削弱WTO的影响力和约束力，给多边贸易带来不利影响。不仅如此，TTIP还意在主导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并可能使得未来欧美自贸区内部的规则成为“事实上的国际规则”，其内部推行的“高标准”协议将给自贸区外的其他企业制造了障碍，从而不利于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本国贸易利益的维护。正如屠新全、张中宁(2013)[6]所说的:“美欧在TTIP和TPP谈判中制定的任何条款、内容、技术和法规标准都将可能成为许多其他国家未来在双边、多边和趋于贸易谈判上参考或借用的标准”。同时，欧美作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其自贸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将会加大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
(四)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将对贸易、投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按照国务院的规划，上海自贸试验区将通过先行先试，逐步推进贸易便利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积极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深度调整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开放与改革互促互融。上海自贸区的成立透视出政策制定者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弱化行政审批的政策意图，宏观上对于贸易、投资管理体制，微观上对于企业经营运行机制，对于外贸、外资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都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上海自贸区有望成为泛亚地区供应链枢纽，这为中国寻求新的国际市场，“对冲”(Hedging)美欧缔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提供了可能。尽管自贸区在世界各国非常流行，不再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开大合的开放型经济体，其先行先试必将为大国的开放提供经验和示范。
(五)贸易失衡凸显，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边境效应”依然强烈，“贸易流失”仍非常普遍。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贸易失衡继续发酵，2012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4404亿美元，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则为1931亿美元②。受外贸收支失衡和国际市场萎缩的困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各种贸易救济新措施层出不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常态化，美国国务卿霍马茨(2011)甚至抛出了“竞争中立”，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因政府的优惠政策而获取了更多的竞争优势，扭曲了竞争，威胁了美国的就业和竞争力。此外，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主要针对的是商品的入境问题，而服务贸易以及价值链分工下的过程贸易已经使传统的边境壁垒逐步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准入”问题。
三、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外贸发展的理论思考
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的外贸发展将何去何从?中国的外贸体量是否存在“超大”现象?外贸在未来的增长趋势如何?中国在未来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参与国际分工?传统的以劳动力要素为基础的贸易模式是否需要转型升级?中国的外贸顺差是否可以持续?“出口导向”能否继续构成“增长的引擎”?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廓清。
(一)贸易规模是否存在“天花板现象”?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3倍，欧元区的4．1倍，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7]。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以后，会出现松巴特(1903)所说的“国际贸易重要性渐减”现象?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确实也同时存在着“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现象，衡量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某些指标出现“退化”，贸易保护层出不穷，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排他性因素上升，国际市场留给“中国制造”的空间收窄。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劳动力要素成本上扬，竞争优势弱化，以低端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行的国际代工模式难以持续，中国需要思考下一个阶段我们依靠什么来参与国际分工。中国今后的外贸增长或许很难再像今天这样“高歌猛进”了，会进入“挤压式”增长之后的自然回落阶段。但是，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国际贸易的“基本面”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比较优势蕴育的交换利益已经牢牢将各国“虹吸”至“世界进程”中。虽然，中国以低端要素为基础的竞争优势正逐渐式微，但比较优势尚存，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形成的国际合作、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换仍然是互利共赢的。
从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看，松巴特(1903)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国际贸易不仅没有渐减，反而是渐增的，1961年全球出口规模占GDP的比重为12%，2012年已增至30%以上③。对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考察，也未发现经济增长中存在“逆贸易化”现象。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与英国接近，在60%左右，不过如果从价值链中的增加值贸易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可能被高估[8]。因此，短期中，经济周期可能对全球贸易形成梗阻，但长期来看，中国的外贸发展没有天然的瓶颈，只要外部形势乐观，国内政策得当，外贸的发展仍然可以更进一步，外贸仍然是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历次经济金融危机的历史也反复证明，世界经济贸易在危机期间将经历一段痛苦的调整，但危机过后经济全球化还将重新启程，世界贸易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作用不会根本改变。
(二)中国在未来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当工资上涨，传统的比较优势式微时，我们能否寻找到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
波特(2002)[9]指出，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能动性，比较优势不应成为增强国家竞争优势的障碍，国际贸易中出口成本低的国家、有大量顺差的国家以及在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的国家，都不一定有持久的竞争力，国家竞争优势的本质在于创新机制的培育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未来的竞争，不再是产品的竞争、不再是渠道的竞争，而是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资源整合的竞争，我们应该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融入更多的创新元素，实现开放型经济与创新型经济的互促互融，在创新基础上实现由追求开放数量和规模向开放质量和效益的转变，改变我国外贸发展中“大而非强”的颓势。
创新型经济与一般的外向型经济不同，外向型经济隐含的内容是自身的发展层次低于发达国家，因此需要通过开放引入国外的先进要素，然后进行模仿、消化与吸收，创新型经济强调依靠培育本土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创新能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与新产品，强调自身对技术的内生能力，但是创新型经济并不是要消灭外向型经济，而是要提升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由原来的低端渐渐地向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发展，提高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能力，从单纯的加工制造向上下游延伸，实现外向型经济由资源驱动型向科技领先型和结构优化型转变;从单纯地注重规模扩张到重视结构优化，注重外向型经济带来的真实福利，注重本国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10]。
(三)中国贸易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种顺差式不平衡是否可以持续?
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外贸顺差持续攀升，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高达10．1%。学术界将其归结为如下原因:全球生产格局演变，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至中国;积累资金、积累财富、积累实力的供给型或曰“生产主义”模式[11];干预汇率、阻止本币升值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收窄，2011年已下行至2．8%，对此，国内学者孙国峰、芦东(2012)[12]等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内生变化、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结果，与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活动周期性萎缩的关系不明显。然而，联合国在《2013世界经济发展展望》中指出，目前的贸易收支再平衡更多缘于全球经济下滑，与各国储蓄率和消费模式等结构性变量关联不大，这种不平衡带来的全球金融风险依然存在。
从世界经济的大循环看，一国的贸易顺差可以视为是对内部失衡的矫正，它既消化了本国的过剩产能，又有助于弥补储蓄投资缺口，是动态经济效率的反映。理论上一国在无限期界中的净债务应该等于零，为了消除债务国所可能出现的“蓬齐博弈”，要求在趋于无穷的第N期，借款者的净资产现值为零，即“横截性条件”成立[13]。但是，大量的事实表明，道德风险、最终贷款人缺失已成为一种常态。而引入信用经济后，由商品贸易折射出的债权债务关系要想持续，需要以债务国有完全的清偿能力为前提。2011年美国的净外债规模达到4万亿美元，已经超出GDP的25%，一旦外界对美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产生质疑，并由此形成悲观预期，那么美元贬值和全球经济无序将不可避免，“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将难以实现。
(四)中国应该如何对待全球贸易组织方式的变化?面对新一轮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中国如何顺势而为?
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并行不悖，由于多边贸易框架中“最惠国待遇”可能带来的“免费搭车”现象，使得多方博弈中的合作解很难实现，地区贸易协定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视为国际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迂回实现形式，是一种次优选择。Egger和Larch(2008)[14]的经验研究表明，区域贸易协定会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或者模仿，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加速区域合作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汇合”，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之间不是“消长”关系，前者可视为后者的“积木”。但是，Bhagwati(2013)[15]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原则上是好的，实践中却表现很差，他建议即便是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规则制定和争端解决仍然应该沿用多边贸易协定的做法，他建议TPP和TTIP不应该是排他的，应该充分考虑区域组织中非成员国的意见。
区域性的贸易协定究竟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呢?区域性贸易组织层出不穷，全球性贸易谈判搁浅或许已经给出了较好的解答，不受多边贸易体制约束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扰乱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正常进程，日益沦为新的贸易壁垒。近期出现的TTIP，是美欧试图通过自身市场的吸引力，将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外化”给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16]。中国应致力于推崇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纪律”，尽可能使谈判重新回归到多边贸易框架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以灵活的姿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四、如何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在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中国需要顺势而为，继续发挥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致力于实现内外部平衡，全球经济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痛苦的调整之后，在艰难中复苏，国际市场的收缩已成为一个中期现象。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扩大内需，建设消费型社会，从投资、出口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充分利用“大国优势”、“开放优势”、“发展阶段优势”以及“体制创新优势”[17]，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加快走出去步伐，利用多边贸易框架，科学化解贸易摩擦。
(一)“稳外需”与“促内需”相互联动，“中国制造”与“中国需求”协同发展。Rodrik(2012)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需要转型，实行一种以内需替代外需的增长模式，如果说最终影响中国增长速度的是生产结构，那么现有的需求结构已经对增长速度造成了损害。虽然世界经济企稳回升，但发达国家居民过去强烈的赤字消费将有所收敛，以发达国家消费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旧模式或将有所弱化[18]。中国有十三亿多的人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世界”，我们有着自己的“大国优势”，内需在未来应该是需求的主体[17]。在新一轮全球化下，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国际先进生产要素，提供个性化、本土化的商品，满足国内居民的需要。目前恰逢国内居民进入消费结构升级时代，消费方式逐步由生产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要充分利用这一契机，适时引导居民将消费重心转向收入需求弹性较高的汽车、教育、医疗、旅游、电信、家庭娱乐等现代产品和服务，通过消费结构的升级来扩大内需。
(二)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变隔离式发展为交互式发展。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应该是多样的，是一个可逆的双向循环系统，应该既有输入又有输出，既有“引进来”又有“走出去”[19]。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之间的缺口决定了我们不得不大量引进外资，利用外资发展国内经济、拓展就业;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格局，产能过剩明显，贸易摩擦突出，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这种背景下，积极发展“走出去”可以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化解外贸顺差，转移过剩产能，突破原产地限制，主动地获取全球的资金、技术、市场和战略资源。
(三)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契机，集聚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发展创新型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一再表明，经济增长最深厚的源泉在于持续的创新，在于知识的生产、存储、分配和消费，但是开放条件下，创新应基于整个国际背景，既要利用国际上现有的创新成果，又要利用国际上现有的先进要素，进行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蔓延和推进，新技术、新能源、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推陈出新，其对经济的渗透力增强，我们能否选择恰当的战略融入其中决定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发展方式、发展速度以及和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要加强与境外高校、研发机构等的合作，依托各类创新基地引进人才，通过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各类孵化器等载体，吸引海外创新创业人才落户中国;以开放式、网络化运作，促进高成长性产业和优势支柱产业集群[20]。
(四)在多边贸易框架下积极化解贸易摩擦。贸易摩擦本质上是贸易参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它随着双边贸易量的增加而增加，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一个随机波动的过程[21]。贸易会生成“专业化利益”和“交换利益”，全局意义上贸易利大于弊，任何一方的贸易制裁都极易引起对方的“针锋相对战略”(Trigger Strategies)，触发贸易大战，可谓“合则双美，离则两伤”。金融危机发酵后，国际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欧美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如果按照Horn和Nordstrom(1999)[22]的看法，即一国遭遇贸易的可能性与该国出口产品和贸易伙伴的分散性成比例，那么中国的“好诉”现象是正常的。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贡献者，“中国制造”托起了全球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不应该受到歧视性的、不公正的对待，中国应该寻求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心支柱———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积极化解贸易摩擦，遏制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实现外贸的平稳、有序发展。
注释：
①“国际贸易重要性渐减”最早为德国经济学家松巴特在其1903年出版的《十九世纪德国国民经济》一书中所提出，其后勃然兴起，并在英国找到了大量支持者。
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DB/OL].网址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③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DB/OL].网址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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