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法宝和经验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在世界新格局和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开放，既面临机遇，也要应对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开放发展作为引领我国未来一定时期内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之一，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中国经济发展将继续为世界带来巨大的正面外溢效应。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要不断探索实践，提高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自觉性和能力，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1]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为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提供了行动指南，必将进一步拓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拓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空间，也将进一步拓展世界经济发展空间。
习近平开放发展的基本思想体现在“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2]。
一、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是在国际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提出的，因此既是实践创新的结果，又是理论创新的概括，具有较强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一）引领我国对外开放理念深刻变革
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3]，是新时代引领我国未来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向的基本方针。
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一系列问题摆在了眼前：中国是不是要进一步深入对外开放，继续坚持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在开放型经济发展传统模式出现动力减弱的背景下，如何为未来开放型经济发展确定方向以重塑开放型经济竞争力？在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的时候，如何处理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如何将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其他目标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实现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方向。“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4]，“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更强增长动力”[5]，“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6]。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等一系列表述和讲话精神[7]，实际上就是以主动开放、全面开放、共赢开放、双向开放等思想对上述问题的方向性回答。
总之，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既是高度的理论概括，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引领新时代下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一开放发展思想以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为核心，对我国全方位升级开放型经济，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有力推动互利共赢国际发展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地区甚至全球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40年来我国将“和平、发展”确定为时代的主题，强调和平发展，消除世界对于中国逐步崛起的担忧。近些年的显著变化是在认为目前仍然是“和平、发展”的时代，但是逐步强调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共赢”主张。“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要打开大门搞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各国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要尊重彼此的发展选择，相互借鉴发展经验，让不同发展道路交汇在成功的彼岸，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8]。“共商、共建、共享”正是合作共赢的具体体现和实现路径。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举措之一。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在不同场合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和阐述，以此引领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他于2013年4月6至8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发表《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主旨演讲中首次提出，“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此后，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出访印尼时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六十周年讲话和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演讲等场合被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本质是“合作共赢”，“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要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衡发展，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基础。要积极创造更多合作机遇，提高合作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多作贡献”[9]。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发出了“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共同倡议。
可见，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强调的“互利共赢”理念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为构建全球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治理新秩序的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三）提高我国话语权并做出全球贡献
目前，全球经济治理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具备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挑战。开放发展新理念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确立了基本方向。
首先，中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这使得中国将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支持者，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将是完善而非否定，因此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规则的支持者而非破坏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出席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10]，实际上就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
其次，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中国对全球经济秩序存在完善的需求。这一方面是实现开放发展新理念所确立的“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方向，不仅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而且符合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未来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实际上，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瑞士达沃斯国际会议中心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时指出：“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4]。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开放发展思想，体现得正是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的现实需要，顺应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需要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的时代需求。
再次，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提供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中国与世界共赢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指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需求，也说明了中国的目标是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的合作共赢。尤其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疲弱期，部分发达经济体的“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有所上升”[11]，比如，目前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和变化，从经济全球化层面看，充分反映了其对现有贸易体系和贸易结果的不满，更加强调自身的处境和利益，并不考虑对其他国家的负外部性，并放弃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导致原本捉襟见肘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更是严重不足。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开放发展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更体现出了中国大国责任和担当。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但经济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出，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3]。
（四）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全球化指明方向
当前，伴随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对于经济全球化而言，世界经济尤其是部分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经济增长不尽如人意、就业形势严峻，甚至是陷入困境，加之全球经济治理失序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凸显等，影响了部分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政策抉择，走到了究竟是继续促进经济全球化还是转向“逆全球化”的十字路口。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针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对于问题和困难，“我们既要有分析问题的智慧，更要有采取行动的勇气”，“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4]针对经济全球化如何进一步演进及其发展模式，“我们应该增进利益共赢的联动，推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扩大各方参与，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10]，从而为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全球化指明了发展方向。
二、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质
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内容广泛，内涵丰富，主要是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和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考量，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向着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规划。
（一）实现内外联动，全面提升开放发展水平
习近平指出，要“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12]。所谓更大范围，是指既要继续推进与发达国家经济联系，又要加强推进与新兴国家和非洲等地落后地区的经济交往；既要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又要优先促进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所谓更宽领域，就是要双向促进中外之间在更多领域的相互开放。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电信、医疗、教育、体育、文化、物流等领域的对外开放，放开会计审计、养老育幼、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同时也希望外国的大门要对中国进一步敞开。更深层次，就是要提升合作层次，促进国内外资源和市场更深度融合。
经过40年的开放，我国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放布局需要完善、更需要创新，以深化开放程度，提高开放水平。恰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7]。为此，需要“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13]，要“加强内陆沿边地区、沿海、边境、跨境建设和合作，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14]。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是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
在完善对外贸易布局方面，要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推进贸易强国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15]他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指出：“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和扩大开放为动力，坚持巩固传统优势，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保持加工贸易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强产业链分工合作，提升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沿海地区优化转型，支持内陆沿边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有序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深化加工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系，逐步变大进大出为优进优出，推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16]。
在完善投资布局方面，要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阶段”[1]，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7]。适应我国对外开放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投资大国以及市场、能源资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支持我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二）完善营商环境，健全适应性的体制机制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要牢牢抓住体制改革这个核心，坚持内外统筹、破立结合，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要从制度和规则层面进行改革，推进包括放宽市场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在内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着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17]。为此，要在充分研究国际规则和国内外贸易规律的基础上，创新体制，充分发挥“两只手”的作用。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8]。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他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19]。
要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要求，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加强国际收支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进并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
（三）形成全面开放，推动互利共赢国际合作
互利共赢是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的核心思想。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要打开大门搞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各国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20]。我们要秉持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做好区域开放大文章，充分发挥“长三角”“珠三角”及港澳等地发展优势，进一步扩大区域开放。2015年3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强调：“我们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将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促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与新型工业化，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中国对外合作的机遇在扩大。我们支持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多哈回合谈判，倡导亚太自由贸易区，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倡导筹建亚投行，全方位推进经济金融合作，作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21]。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加快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要平等参与、充分协商，最大程度增强自由贸易安排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提高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要致力于合作共赢，反对保护主义，促进公平竞争”[22]。
（四）参与全球治理，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由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遵守者向制定和改变规则的参与者转变，是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随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自身经济实力提升，我们需要更加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少数国家对全球经济法律规则的“垄断”，使规则向着更为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7]。
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开放发展的利益，中国应该也有能力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勇于承担国际义务，为完善国际经济体系作出贡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思想。2016年1月16日，他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致辞时说：“中国是国际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建设性的贡献者。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23]。
作为一个负责和有担当的大国，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落实减排承诺。
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过程中，中国还通过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完善对外援助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免费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等方面咨询培训，扩大科技教育、医疗卫生、防灾减灾、环境治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减贫等领域对外合作和援助，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24]，说明中国会把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确保有效落实，并将“建立全面发展伙伴关系，调动政府、企业、民间等各方面力量，为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要推动包容和谐发展，尽早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各项指标，同时通过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创造新的空间、实现相互促进”[25]。
和平是人类共同愿望和崇高目标。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和平而生，为和平而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国际公共安全事务方面，中国表明要“积极维护国际公共安全，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7]，积极支持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防扩散国际合作，参与管控热点敏感问题，共同维护国际通道安全，并“推动国际反腐败合作”[26]。在此过程中，中国会加强多边和双边协调，参与维护全球安全。
（五）正确处理各种关系，提升开放经济水平
一是正确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独立自主的关键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也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27]。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但强调独立自主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性。一方面，必须积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坚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必须大胆地学习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和管理等方面所创造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另一方面，要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决**各种腐朽的东西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把引进与开放创新、利用外资与自己积累结合起来，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注意维护国家的**和经济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始终保持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使对外开放更健康地发展，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不断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二是正确处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未来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性明显增强。新的开放格局既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又带来了可以利用国际环境加快发展的良好机遇。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实质，就是要用全球战略眼光来考虑中国长远发展问题，抓住战略机遇期，在对外开放中求得发展，在不断发展中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8]。就是要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
三是正确处理相互尊重与聚同化异的辩证关系。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客观上存在各种分歧和摩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2014）上提出，“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29]。这就提出了在面对差异和矛盾时必须处理好相互尊重与聚同化异的关系。
四是正确处理国际交往中“义”“利”关系。2014年7月，习近平在出访韩国时明确提出：“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他还更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新义利观的主要内涵，“政治上，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立足全局、放眼长远，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30]。这些思想也都大大地丰富了构建开放型国际经济新体系的内涵。
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包含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公平开放、全面开放、共赢开放等重要思想，深化、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外开放理论，成为我国全方位提升开放型经济的指导思想。
三、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的基本原则及遵循
（一）坚持主动开放，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
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规模上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并且产生了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压力。在这个阶段更要坚持主动开放，将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去，“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31]。
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的时候，也产生了一些具有误导性的看法，比如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该转向以内需为主的阶段。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一方面将外需和内需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将开放的意义局限于外需的认识是非常片面的。再比如，基于对外贸易增速下降尤其是顺差下降而认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甚至为负的看法也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本质是将国民收入恒等式误解为因果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潮流的背景下，只有顺应潮流，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才能为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找正确的道路，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合作生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在这个背景下，只有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之中，才能通过全球范围合理配置生产环节，获取战略性资产，节约生产成本，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生产网络，顺利实现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二）坚持共赢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普惠共赢
尽管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分工能够使得参与国际分工的各个主体都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这种利益可能来源于比较优势的实现，也可能来源于规模经济的实现。换句话说，自由贸易本身就应该是双赢的。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现实并不总是如此，这不仅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早期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于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即便是在二战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也充满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发达国家凭借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优势以及产业竞争优势，获取了国际分工的主要收益，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追赶效应难以体现或者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开放发展新理念体现“共赢开放”一方面是由中国坚持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决定的，“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是中国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需求。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32]。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就是对“开放”的更深层次理解。我们坚持开放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要打开大门搞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各国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8]。
（三）坚持双向开放，实现系统开放型经济发展
坚持双向开放就是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要求，也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特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33]、在中国—爱尔兰经贸投资论坛[34]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7]等多次强调了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从走出去的角度看，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到新阶段，走出去整合全球优势要素成为必然选择。一方面，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面临技术、品牌等战略性资产缺失的约束，获取此类战略性资产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相关环节配置到创新要素丰裕的地区。这里可能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使得当地生产下降，影响GDP增长。实际上这种战略性资产寻找型投资能够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扩大市场需求，反而能够促进在当地的生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企业出现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其他具有成本优势的地区，以减少工资水平上升带来的成本上升的压力。
从引进来的角度看，利用外资的目的和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以市场换技术”被当作是利用外资的目的，但其实际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促进了我国优势要素的充分使用。未来引进来需要适应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着力提高引资的质量，注重吸收国际投资搭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人才。
（四）推动全面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从开放区域看，东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开放的部门看，开放的主要部门为一般制造业，服务业等部门开放度较低。“中国将继续全面对外开放，推进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推动全面开放首先是开放空间范围的扩大，“改变我国对外开放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区域格局，逐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35]。其次是开放内容的扩大，“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36]。再次是全面开放还需要开放平台和载体的多样化，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