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三十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以前，以“市场化”努力为主导的阶段;1992年以后，以上海浦东开发为标志，长三角开始进入加速开放阶段，通过主动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建立了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2007年以后，长三角经济增速放缓，进入转型升级阶段。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全球产业重新布局趋势明显，使得长三角产业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快催生了新一轮产业变革，数字化、智能化和定制化的制造成为第三轮工业革命的重要特征。顺应全球产业发展的新趋势，美国、欧盟积极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全球产业布局面临重新“洗牌”。如何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新机遇，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层次和水平，构建长三角经济发展新优势，已经成为长三角区域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长三角与全国层面经济发展特征既有共性也存在个性。从目前情形看，长三角受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转型升级的压力也较大，但是长三角经济基础较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对高端要素的集聚能力较强，同时长三角企业已经初步具备国际化经营的经验和实力。因此，本轮全球产业重新布局也是长三角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机遇。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成因与基本趋势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成因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结果，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的一次调整，其背后存在深刻的原因。
首先，21世纪初，推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消失，各国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本轮世界经济衰退影响程度大、范围广，一般的看法是本轮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衰退堪比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但是，较多的学者将美国经济衰退归因于次贷危机的爆发，事实上这种看法可能流于表面。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良好表现背后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信息通讯(ICT)产业的发展，ICT产业投资持续增加，并且带动了社会整体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美国ICT产业进入产业生命周期的“衰退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美国经济呈现衰退趋势。为应对经济衰退，美联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金融领域的繁荣和泡沫，在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条件下，金融泡沫的破灭成为必然。由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快速发展，美国ICT产业的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对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产生了显著的外溢效应，使得新兴经济体能够进入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实现要素红利，中国以及长三角地区就是其中的典型。但是随着ICT产业发展停滞以及美国经济衰退，新兴经济体也失去了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在这种背景下，为未来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成为各经济体政策的重点。
其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了一系列新兴产业并且改变了工业发展的组织形式。尽管20世纪末ICT产业发展速度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ICT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下降了，只是其作用机制发生了变化。从ICT产业本身的发展直接促进经济发展，转向通过向其他产业渗透改造传统产业，并且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改变制造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ICT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更加深远。这一趋势与3D打印技术一起直接导致了以数字化、智能化和定制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即技术层面和生产组织形式层面。从技术层面看，数字化、智能化和定制化制造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从生产组织形式看，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分工的细化程度，而信息通讯技术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企业生产的专业化。这样，企业价值链分工将更加细化，企业间基于价值链分工合作形成的网络关系更加重要。产业竞争力更加依赖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资源协同整合的能力，竞争的模式也将从企业间的竞争转向平台竞争。
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再平衡”的趋势，主要经济体进行结构调整。全球经济失衡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本轮全球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寻求经济“再平衡”成为后危机时代的趋势。但是这种“再平衡”不能简单理解为经常项目差额的概念，这种“再平衡”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再平衡，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加，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逐步成为规则制定参与方;再平衡是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再平衡，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和金融领域合作重要性增加;再平衡是经济体经济增长动力的再平衡，结构调整将是后危机时代各国摆脱经济危机争取经济复苏的主要政策方向。美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依赖消费，在产业结构上过度依赖金融业，因此调整的重点可能在于去杠杆化和“再工业化”，通过重视制造业的发展，重塑美国经济发展的稳健性。欧元区结构调整则要在走出债务危机所需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和刺激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从目前情况看，美国依靠信息通讯技术、3D打印制造技术和以页岩气、页岩油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出现了经济复苏趋势;而德国则提出“工业4．0”计划，塑造新背景下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国也面临着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这种转型升级既是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外需乏力的被迫之举，也是为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再平衡中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构建中国经济未来竞争力的主动之举。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基本趋势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趋势是长三角转型升级的重要背景，并且为长三角转型升级确立了基本方向。全球产业重新布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一轮产业转移趋势，常见的看法是目前全球正迎来第四轮产业转移。“二战”以后，全球经历了三次大规模产业转移: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联邦德国等地区转移;60～70年代，日本、联邦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80年代以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向中国内地转移。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加速流入和出口快速增长并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速增长与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密切相关，成为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ICT产业逐步成熟，同时国际价值链分工快速发展，这使得第三轮产业国际转移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在产业上以ICT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部分;二是产业转移更多的是生产环节的国际转移而非完整产业的转移。这一特征导致了承接产业转移的新兴经济体产业结构提升可能出现“假象”，本质上仍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中国和长三角就是典型案例。
本轮经济衰退后，国际产业转移呈现新的特征与趋势，可以称为第四轮国际产业转移。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承接劳动力密集型环节转移的重要东道国，本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环节开始出现从中国转移走的趋势，向更具成本优势的地区比如东南亚国家转移。其次，本轮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双向特征。在以前三轮国际产业转移中，产业转移主要是单向的，也就是从发达经济体向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经济体转移，而本轮产业转移既有这种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的“顺势”转移，同时由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的政策，出现了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回流的现象，也就是从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逆势”转移。总之，西方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已经被打破，新一轮结构调整正在进行，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正是这种结构调整的结果。
其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的重点。自2008年世界经济出现显著衰退以来，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各国的趋势，尽管调整的重点存在差异，但是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都致力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致力于新兴产业的培育。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不是简单地重新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而是要在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上保持领先，以在未来新一轮产业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新兴经济体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也亟需为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寻找新的产业支撑，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培育新兴产业也是其重要的努力方向。
其三，在企业微观层面上表现为通过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培育核心竞争力。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转型升级归根结底要通过企业的微观行为实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全球生产网络整合全球优势资源提升竞争力成为普遍的企业战略。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是在更大的市场利用品牌、技术等“所有权优势”，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称为“所有权优势”使用型对外直接投资。而目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也可能是获取本企业和本地区不具备的要素或者能力，这种能力可能从最简单的加工装配到复杂研发能力和核心技术，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称为“所有权优势”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①在这种趋势下，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往往在缺乏所有权优势的条件下就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在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一国的国际分工优势、产业结构以及企业竞争力由一国要素禀赋状况决定，但是在国际生产网络成为企业整合全球要素重要途径的背景下，企业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成为国际分工优势以及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对于长三角的挑战和机遇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对于长三角产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挑战来源于随着成本压力的不断增加，低端环节出现向低成本地区包括诸如东南亚国家和我国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同时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的培育面临困难，非短期可以实现;而且欧美经济调整的重点就是重视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提升，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这对于长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必然形成竞争效应。
事实上，2005年以后，长三角传统开放型经济模式已经出现明显的后继乏力的趋势，尽管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已经被充分认识到，但是转型升级实践并不非常成功。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追求GDP增长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可能缺乏真正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因为与招商引资和促进出口相比，转型升级不仅更加困难而且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另一方面，在外资推动型经济发展地区，转型升级并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政策目标，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可能更愿意通过转移生产区位的方式应对长三角成本上升的趋势而非转型升级。
当然，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重新布局背景下，长三角产业和经济发展也迎来了转型升级的机遇。新一轮全球产业重新布局为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现实的压力和动力，并且长三角在新一轮全球重新布局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首先，在以ICT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20世纪90年代后，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长三角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全球重要的生产地。尽管常见的批评意见是长三角真正从事的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低端环节并且在国际分工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不可否认长三角在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ICT产业方面具备很好的产业基础，在长三角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尤其是通过融入高新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本土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本土竞争力初步构建。一方面，本土企业通过向外资企业提供零部件亦即后向联系的方式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并通过后向联系效应获取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另一方面，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价值链，这有利于使本土企业获取低成本而多样化的中间品。产业基础的存在为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长三角具有潜在的人力资源优势。长三角尽管劳动力成本近些年显著提高，使制造业发展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但是这种成本压力主要源于目前的产业结构特征。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必然意味着长三角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具有专用性特征，一国在非熟练劳动力上具有禀赋优势，也难以在高技术产业上具有竞争力;相反，如果高工资伴随着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高技术产业上的竞争力反而会提升。另一方面，如果经济主体能够对工资水平上升做出合理反应，比如改变要素投入方式，促进技术进步，则工资水平的上升必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所以，工资水平提高并不绝对意味着竞争力下降，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成本下降，有可能抵消工资水平上涨的不利影响②，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方式取决于长三角地区能否做出合适的反应，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转型。
目前长三角制造业的主体仍然是成本竞争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变化非常敏感。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大学扩招以及留学生越来越多地回国，再加上近些年开放型经济发展形成的人力资源积累，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中国在熟练劳动力方面具有一定禀赋优势，相对于越南、印尼等低成本国家具有数量优势，而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具有价格优势。而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对于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为其发展高端制造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提供了良好条件。为此，长三角需要从集聚非熟练劳动力等低端要素转向集聚人才等高端要素。
第三，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和消费结构升级为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的内需市场，尽管近些年经济增速放缓但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同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消费升级趋势明显，这为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和信息通讯产业等提供了市场需求支撑。
第四，长三角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企业。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较快发展尤其是90年代后二十多年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资本积累，而且培育了一批具有一定实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企业，为长三角培育国际化企业，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体来看，全球产业重新布局使得长三角可能出现所谓产业空洞化的危险，但是也带来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利用高新技术产业现有的产业基础优势和人才集聚优势，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价值链升级，发展高端制造业;利用内需市场优势和消费结构升级优势，发展消费品制造业、服务业和信息通讯产业;利用资本优势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趋势，积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参与国际竞争等，都为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现实的可行路径。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背景下长三角转型升级的路径
1．提升企业微观竞争力，夯实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尽管转型升级是目前的流行词汇，但是对其含义的理解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对于转型升级必须结合目前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约束因素、国际分工发展的特点和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趋势加以理解。
首先，从产业层面理解“转型升级”与目前国际分工模式不相符合。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典型特征和发展趋势，因此一国或地区的生产层次更多地表现为在特定产业价值链中的层次，而非传统最终产品分工模式下的产业层面的含义。
其次，转型并不意味着放弃现有产业，将现有产品做得更好应该是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转型升级的需求来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目前产业的附加值较低，“只长骨头不长肉”。但是，这主要是由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使得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处于低端层次，导致附加值较低。从价值链升级角度来看，升级也不是简单放弃“低端”而向所谓“微笑曲线”两侧高端全面升级③，更重要的是引导企业从成本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将现有环节做得更好，这既是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适应国内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进入新产业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提高本地区生产的附加值。在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讨论附加值高低要细化到价值链特定环节的层面，即便在所谓的高科技产业中也存在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甚至大部分环节如此。因此，认为传统产业是低利润、低竞争力的夕阳产业，片面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一种僵化的思维。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企业在增强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方面的能力后，将传统产业做精做细，既能获得不逊于高技术产业的收益率，又能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④
第三，转型升级的讨论不能仅停留在产业层面，企业微观竞争力的提升是转型升级的基础，转型升级归根到底依赖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长三角传统开放型经济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区域层面的竞争优势之上的，包括长三角良好的区位优势、廉价要素带来的成本优势和政策优势等。尽管在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和企业竞争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这类建立在区域层面的优势正逐步弱化，难以支撑经济持续发展，这就需要实现竞争优势从区域层面转向企业微观层面。而在目前国际分工模式下，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不仅来源于自身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企业利用外部资源的能力，因此需要为企业通过国际化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创造良好的环境。
2．实现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角色转型
长三角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就是利用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机遇实现本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角色的转变。在目前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下，长三角在世界生产体系中的基本角色是国际生产网络的加工装配者，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处于被动地位，可能会出现在国际生产网络中被“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破解“低端锁定”的关键是转换长三角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角色。
首先，在国际生产网络中从要素被整合者向要素整合者转型。依靠劳动和土地等廉价要素禀赋优势和区位优势，长三角成为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低端环节的重要配置地。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配置到长三角的主要目的就是整合本地区廉价要素以降低生产成本，所以长三角在国际生产体系中主要扮演要素被整合者的角色，本地区廉价要素禀赋优势为他国(地区)企业所用，成为其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的手段。相较于发达经济体的企业，长三角企业在品牌、技术和研发能力等战略性资产上处于劣势，这种状况限制了本土企业对于本国优势要素的使用能力以及对境外优势要素的整合能力，甚至使得本土企业难以充分利用本国市场规模优势。随着长三角企业国际化经验和能力的提升，通过国际化经营整合全球优势要素尤其是获取诸如技术、品牌、研发要素等战略性资产应该是长三角企业未来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为这些战略性资产是长三角转型升级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
其次，从国际生产体系参与者走向国际创新体系参与者甚至构建者。产品价值链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类型:制造环节和包括研发、品牌等在内的创新环节。在目前开放型经济模式下，长三角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参与的主要还是制造环节，基本被排除在国际创新体系之外。因此，参与甚至构建全球创新网络是长三角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而培育国际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
3．依托机器换人趋势，发展装备制造业，提升制造业层次
机器换人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提升制造业层次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未来趋势，这一趋势也为长三角地区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确定了一个重要的方向。机器换人将为装备制造业提供市场，比如近些年中国对于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快速增长，这类产业可以成为长三角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反过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也可为长三角地区发展高端制造业，促进制造业转型提供基础。
机器换人能够降低劳动投入，降低劳动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推动转型升级。目前来看，机器换人主要还是用国外的机器来换人，为实现转型升级需要通过机器换人推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实现生产技术含量的提升，如果技术体现在进口更高技术水平的机器设备上，则难以实现通过提升产品质量获取更高的国际分工利益。同样，如果机器仅仅作为替代非熟练劳动力的手段，那么机器换人可能只会取得降低成本的效果。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投入的劳动类型，更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来源于更多的熟练劳动力的投入。因此，机器换人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前提是，机器的使用和熟练劳动力的使用互补。
4．结合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推动制造业转型
首先，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方式，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深度融合，促进制造智能化、数字化和清洁化，提升长三角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必然催生一系列新兴产业，比如工业机器人产业、3D打印产业和新材料产业，这些新兴产业应该成为长三角地区重点培育的产业方向。其次，信息通讯技术和3D打印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不局限于技术层面，其更重要的影响还在于对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而这必然根本性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3D打印技术的发展使得工厂层面规模经济的重要性下降，个性化定制成为可能。
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下，长三角地区政府的政策重心需要做出改变。在招商引资阶段，政府政策供给的主要目标是降低生产成本，打造成本洼地。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则更多地要求政府为不同创新要素、创新要素和实体资本以及新兴产业不同企业间分工合作平台的构建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从降低生产成本转变为降低交易成本，从打造成本洼地走向打造创新高地。
5．培育国际化企业，整合全球优势要素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可以预见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时代已经到来。对全球高级生产要素的利用重点在于技术和人才，其方式主要是“走出去”⑤，培育国际化企业以整合全球要素服务于本地区产业和经济发展应该是长三角转型升级越来越重要的途径。培育国际化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将低附加值环节转移至国外具有廉价要素禀赋优势的区位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具有战略性资产禀赋优势的区位，获取战略性资产，促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优势品牌的培育和国际营销网络的构建。技术水平提升可以是自身研发的结果，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接近研发要素而有助于自身研发。同时，技术水平的提升也可以是对外并购的结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并购获取技术要素可能比自身研发更具成本和效率优势。管理和品牌要素也是如此，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够提升自身培育的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并购直接获得。因此，通过培育国际化企业整合全球资源不仅有利于将本地区不适宜发展的环节转移出去，同时也有利于提升本地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国际化生产背景下的腾笼换鸟，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但是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只热衷于招商引资而对于本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缺乏积极性，主要原因是担心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本地区GDP增长。对此在认识上有两点需要厘清:首先，在企业国际化生产的背景下，离开了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整合全球资源的手段难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这样本地经济长期竞争力必然下降。其次，把对外直接投资简单理解为将产业转移走是不准确的。不可否认，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意味着某些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至其他经济体，而这正是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要看到通过整合境外优势要素尤其是战略性资产能够提升本地区企业竞争力。从长三角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看，近十年长三角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发达经济体，这说明长三角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转移生产基地，获取技术要素或者促进销售才是主要动机。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能够实现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有效结合，因为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份额的增加促进本地区企业生产规模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能提高本地区生产的效益，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所以，本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可能短期影响GDP的增长，但是长期来看却是有利的。
注释：
①Dunning，John H．，Kim，Changsu，and Park，Donghyun，Old Winein New Bottles:A Comparison of Emerging Market TNCs Today and Developed Country TNCs Thirty YearsAgo，SLPTMD Working Paper，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University of Oxford，2008．
②裴长洪:《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理论探讨》，《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4期。
③张二震:《中国外贸转型:加工贸易、“微笑曲线”及产业选择》，《当代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
④金碚、李鹏飞、廖建辉:《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现状及演变趋势———基于出口商品的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5期。
⑤刘志彪:《全面实施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战略》，《中国政协》2013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