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带来进步，开放也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本质是开放发展的转型，是发展高层次、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那么，如何深刻认识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即开放转型的实践背景？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对于进入新阶段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基本内涵和内容有哪些？通过怎样的路径以及采取怎样的方略，才能顺利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转型的背景
经过近40年的开放发展，中国已初步建立起来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格局可简单概括为:在现行国际经济规则和框架下，以渐进式和政策性开放为主要策略，在各级地方政府主导下，依托低成本劳动等传统比较优势，用足发达经济体的巨大需求市场，通过大规模承接国际订单和产业国际转移，迅速而全面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尤其是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从而形成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以及大进大出的循环格局。由此形成的开放格局所具有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优惠政策和差别待遇为基础、以大量利用外资和大规模出口为主导、以制造业领域“单兵突进”为主线，在促成东部开放发展高地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陷入了开放洼地、在用足发达经济体巨大需求市场的同时对其他需求市场却开拓不足。这种开放发展模式在特定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在促成我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伴随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以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开放发展面临着新形势，亟待推动形成全面开放发展新格局以实现开放转型。
(一)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距今已近10年时间，但全球经济仍未走出危机冲击的阴霾，持续低迷仍然是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的突出特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表明，未来五年全球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仍将低于危机爆发前10年约4．2%的水平，乐观估计至多也只能达到3．5%左右，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大约会达到1．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平均增速约能达到4%左右。［2］受此影响，全球贸易也从以往高速增长进入到中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通道的所谓“新平庸”时代［3］，甚至落在了全球GDP增速之后，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也显著低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究其实质，是前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动力机制已经衰竭，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尚未爆发、尚未形成新的动力机制的必然结果。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世界经济正处在动能转换的换档期，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4］虽然诸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涌现，普遍观点认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处于孕育期，但何时能够集中爆发、能否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仍然难以给出准确的时间判断。显然，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期的复杂形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是关系到我国开放发展走向的重要任务。
(二)国际经济格局发生巨变
二战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七国集团在1976年的时候，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高达约80%左右。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全球要素分工的深度演进以及由此给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战略机遇，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相比于处于“重灾区”的发达经济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状况表现相对较好，在危机冲击后，诸如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甚至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由此带来了“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经济格局调整［5］，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不断提高，相较之下，七国集团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则不断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16年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不足50%。在“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经济格局调整中，中国发挥着重要的引擎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也表现在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1］的优异表现。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而且成为世界经济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
(三)全球经济治理发展滞后
客观而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虽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二战后主导建立起来的，从而主要反映和代表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诉求，但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推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世界经济繁荣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具有合理性一面。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但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展未能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前文所述，当前国际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全球经济治理并未能够随之做出适应性调整。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4］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有更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二是当前部分发达经济体“内顾”倾向较为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6］，“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使得全球经济治理这一公共产品供给显得更为严重短缺。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的一系列“美国优先”的政策举措，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不顾及对其他国家可能造成的负外部性，并且其宣称要退出WTO等言行，无不表明了特朗普政府正在放弃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
(四)失衡瓶颈约束日益凸显
受到资源禀赋、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渐进式开放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国不同区域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突出表现为东部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高地，而中西部地区则明显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洼地。区域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从开放发展的竞争力角度看，也不利于整体竞争能力的提高。换言之，区域发展失衡对于整体开放发展能力提升的瓶颈作用越来越显著。这是因为，国家内部区域发展失衡往往会导致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即越是开放型经济发达的地区，对要素的集聚能力就会越强，从而进一步夯实发展的基础；而越是落后的地区，要素流出的速度就会越快，从而进一步弱化发展的基础。同时，发展差距的存在尤其是失衡程度的不断加剧，会影响到区域之间的协同和互动关系，弱化不同区域之间产业和分工协作的基础。由于国家发展是一个大局，开放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地区的开放格局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分工协作体系，才能够提升国家对外开放的整体竞争水平。当前，中国开放发展失衡的瓶颈约束作用已经显现，主要表现为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亟待转型升级，但由于国内产业链较短，尚未与内地形成较好的分工协作关系，从而影响了其升级空间，而对于内地来说，也未能“搭乘”沿海地区相对发达和相对快速的开放发展快车，而实现自身的有效发展。
(五)传统开放优势逐步丧失
依托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从实践角度看，传统低成本优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低端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尤其是长期以来接近无限供给的普通劳动者所形成的低成本优势，这也是学术界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二是依托特殊政策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而产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通常称之为“政策红利”，比如优惠的差别待遇等政策措施。然而，伴随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尤其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源自上述两个方面的低成本优势都在不断丧失。一方面，从要素价格变化角度看，中国已经进入到生产要素价格集中上升期的阶段。近年来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招工难”和“用工荒”问题，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的事实，表明我们的确面临着刘易斯拐点。另一方面，依靠优惠和差别待遇的政策红利空间几乎不存在，源自政策红利的动能基本释放完毕。因此，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开放型经济传统竞争优势已经逐步丧失，传统发展模式遭遇可持续难题。培育开放发展新优势，成为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
二、全面开放新格局:基本内涵
面临更为复杂和更为严峻的国内外经济新形势，中国开放型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已遭遇可持续难题，亟待转型升级，以发展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而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一定是指全方位立体式开放经济体系，不仅包括横向维度上的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也包括纵向维度上的开放方式创新、开放层次加深的“全面开放”。这一点正是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也是所谓“新格局”的真实内涵所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放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十九大报告内容看，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深刻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渐进式发展特征，这一点同样表现在区域开放发展方面。从区域开放的梯度推进看，中国对外开放首先从沿海地区起步，然后由东向西实现从沿海、沿江到内陆、沿边逐步进行梯度推进。有关研究文献表明，自中共十八大以来，虽然中西部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开放洼地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本质改变。最新的一篇研究文献结果表明，以2016年为例，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中，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的出口占比分别为:东部86．54%、中部7．42%、西部6．04%；在利用外资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实际利用外资占当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东部62．85%、中部19．9%，西部17．18%。［7］上述三个地区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失衡情况更甚。区域开放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也暗含着存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巨大空间。对此，国家商务部部长深刻指出，过去我们的开放主要基于沿海地区，今后在进一步加大沿海地区开放力度的同时，要更多地考虑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向西开放。［8］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1］的重要战略部署。以此为方向，中国区域开放必将朝着更加均衡和协调方向发展。
(二)拓展对外开放空间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而全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实质上是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全球经济的消费重心长期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市场。由此决定了中国前一轮开放发展主要是向东开放，国际市场的开拓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这在特定阶段和特定情形下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伴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经济格局出现深刻变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无论是从规避对部分市场过度依赖可能会加大开放发展的风险、还是顺应全球经济市场的变化、抑或是改善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需求角度看，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空间，都是中国进一步开放发展的重要方向。更确切地说，我们需要在继续巩固与发达国家经贸关系的基础上，还要积极扩大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在继续向东开放的同时加大向西和向南开放的力度，以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发展空间。对此，习近平同志曾指出，要将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放结合起来，扩大与各国利益的交汇点。［9］尤其是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未来开放发展必然在外部空间上得到进一步拓展，也会更加趋于平衡。
(三)构建双向循环系统
开放型经济发展应该是一个既有“引进来”又有“走出去”的双向循环系统。经过近40年的开放发展，我们在“引进来”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可以说是长于“引进来”，但“走出去”却经验不足。在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下，“走出去”不仅是转移过剩产能、缓解贸易摩擦的有效途径，也是直接利用海外资源、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由之路，更是深化与东道国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有效途径。［10］因此“走出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集中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整合和利用全球生产要素的能力以及经济国际化发展水平。一个可喜的变化是，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联合国贸发会议2017年6月7日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7》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830亿美元，超过日本，首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敞开大门搞建设，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11］，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1］，必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快中国“走出去”步伐、构建更加完善的双向循环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四)扩大开放发展范围
从开放发展领域看，长期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领域开放相对不足。这种“单兵突进”和“单线发展”的模式，适合于我国开放发展的初期选择。但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度演进趋势下，以及中国自身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这一传统开放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日益凸显，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三个方面的不适应:一是不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二是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尤其是贸易结构不断向服务贸易倾斜的发展变化；三是不适应由此所推动的全球经济规则的相应变化。由于制造业升级有赖于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和引领，因此，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来反向拉动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而且也能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更能由此倒逼国内改革，从而与全球经济规则的新发展相接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也是十九大报告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伴随开放引领不断从制造业向服务业领域拓展，中国的对外开放必将在产业领域层面实现范围更广、结构更加均衡的新格局。
(五)培育创新发展动能
如前所述，全面开放不仅表现在横向维度的范围扩大，同时也表现在纵向维度上的深化与拓展。比如在产业领域的开放上，从一般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向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开放拓展，就是一种深化；从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拓展，实质上在产业范围扩大的同时也是开放的深化。再比如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方面，从简单的既有规则体系的接受者向规则体系的完善者、贡献者转变，也是一种深化。而这一切的基础都取决于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伴随传统比较优势的逐步丧失，无论是要保持或者说重塑传统产业竞争优势，还是要在中高端产业领域塑造竞争优势，这些都离不开技术进步与创新驱动，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也是最持久的动力。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期，创新已经成为各国参与全球竞争的焦点问题，全球各主要国家均希望寄托于创新而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占据制高点、控制话语权。正是基于这一特定背景和现实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总之，在进一步巩固和利用好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培育创新驱动新动能，将是开放发展的重要深化方向。
(六)从政策到制度开放
伴随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尤其是大国力量之间朝着更加均势化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治理基本具备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无论是从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从而为开放发展争取更为有利的制度环境角度看，还是从为全球经济治理提升的完善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负起一个有担当的大国责任的角度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将是未来中国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必然选择。由于全球经济治理本质上是一种规则体系设计和制度安排，而且从发展趋势上看，一定是朝着高标准方向演进，因此，要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和能力，中国首先要完成从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的优化升级。尤其是发展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高开放水平对政府职能和政策规范、透明的制度性安排的要求日益明显，制度性开放必将成为新阶段中国开放发展的基本要求。总之，从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升级，不仅是开放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石所在。这也是全面开放的一个重大价值所在。
三、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路径及方略
理论创新来自于实践创新，并进一步指导实践创新。十九大报告既是理论创新的概括，又是实践创新的结果，其中，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方面，不仅明确了新时代的开放发展新理念，而且也明确了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路径和方略。从十九大报告所阐述的丰富内涵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基本路径和方略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路径和方略上，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于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关键和战略性意义，甚至具有引领全局的作用。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可以向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让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可以践行和探索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开放发展理念和模式；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可以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可以加大向西和向南开放的力度以及加快开放的速度，从而拓展对外开放空间；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可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推动构建双向循环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可以将我国中西部地区纳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更趋平衡发展；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更有助于我们发挥和利用资本、技术和先进产能优势，从而更有利于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等等。总之，由于“一带一路”建设与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基本内涵高度契合，以此为重点对于推动形成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已经超越了资本短缺时代，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形相比，对外资的需求已经不再那么迫切和强烈。这种观点只是就外资来理解外资，或者说把外资简单地理解为货币资本。实际上，外资利用本质上是一揽子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包括技术、管理、营销、人才等等。只能说在开放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外资需求的侧重点不同。诸如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目前仍然在大力招商引资。中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后，不是需不需要利用外资的问题，而是如何引进和利用高质量外资的问题。坚持“引进来”尤其是高水平“引进来”对于培育创新发展动能，也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至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从规模上看，目前已经与利用外资水平相当，但是在走出去的产业领域、动机以及体制机制方面，仍然与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差距较大。习近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阶段，但支撑高水平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的体制和力量仍显薄弱”。［12］因此，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从构建双向循环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角度看，需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三)坚持制造业开放与服务业开放并重
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并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指出要“扩大服务业开放”［1］。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是开放型经济体系［13］，因此，作为实体经济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开放，无疑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和重要组成部分。从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角度看，制造业开放的领域需要不断扩大，开放的深度需要不断深化，需要从原有领域不断向先进制造业领域拓展深化，据此引领制造业开放的转型升级。从产业关联角度看，制造业转型升级并非完全依赖于制造业本身，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会对服务业产生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制造业发展也会对服务业发展提供需求支撑，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互动机制。［14］目前，我国服务业开放和发展滞后，不仅成为产业发展的“短板”，同时也对制造业转型发展形成了制约作用。因此，在坚持深化制造业开放的同时，还要坚持扩大服务业开放，这不仅是促进产业更加全面和均衡发展，乃至产业高度化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顺应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贸易结构变化发展新趋势的需要。
(四)积极探索建设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
十九大报告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这是针对推动形成我国更全面、更深入的开放新格局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和重大战略举措。无论是依托自由贸易试验还是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实质上都是一种制度安排的新探索。这一新的制度安排和探索，一方面，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比如通过政府监管模式和企业生产模式的重大创新和突破，从而有利于我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物流、商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的高效自由流动，将更加有利于集聚全球创新要素从而加快推进创新驱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提升开放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标志着我国开放从政策性向制度性开放的全面升级，标志着我们对更高标准的要求和迈进，标志着我们正在力图通过“自我完善”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树立榜样，标志着我们将通过不断完善开放体制机制的安排，在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治理新格局、主动对接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同时，努力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等等。因此，积极探索建设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就要求我们在对接更高的标准中，推动形成更全面、更深入的开放发展新格局。
(五)形成沿海、内陆、沿边联动新发展
形成沿海、内陆、沿边联动新发展是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的重要举措。东部地区开放高地与中西部地区开放洼地的“二元结构”，既是长期以来区域间没有形成良性联动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结果。考虑到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发展差距等因素，不同区域的开放发展模式不可能完全采取统一的模式，换言之，内陆和沿边地区不能简单重复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发展道路。国家致力于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之时，正是东部地区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之际，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产业发展仍然处于“补短”的阶段。因此，沿海、内陆、沿边要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确定不同的开放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比如，东部沿海地区要着力于开放转型，尤其是扩大服务业开放实现现代服务业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仍然要以面向外部市场需求为主。而内陆和沿边地区则要抓住产业转移的重要机遇，围绕制造业包括现代制造业实现开放发展，与东部地区形成联动，通过区域间的协同合作、构建国内价值链而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实力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这也是贯彻实施十九大报告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发展新格局中作出的“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重大战略部署的关键所在。
(六)重塑以创新引领的开放发展新优势
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其中的关键在于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弥补以往要素驱动为引领且正在逐步丧失的传统竞争优势。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基础。失去创新这一基础，无论是横向维度上的拓展，还是纵向维度上的深化，其实都无从谈起。伴随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等因素变化，传统开放发展优势正逐步丧失。但我国人力资本日益丰富、产业配套齐全、制度和政策环境不断完善、创新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创新引领以重塑开放发展新优势，一定是开放式的的创新，而不是封闭式创新。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创新链深度演进时期，实施开放创新发展战略，不仅有助于追踪全球前沿科技和创新态势，更有利于整合和利用全球创新要素，从而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然，创新是多方面和多维度的，并非是指单一的科技创新，同时也包括管理模式和开放模式的创新等等。总之，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和条件，准确把握全球分工尤其是创新链深度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开放发展朝着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以不断涌现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顺利实现开放发展竞争新优势的重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2］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NEW:Seeking Sustainable Growth”October2017．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3］Hoekman B(ed．)，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A New Normal？，A Vox EUeBook，London:CEPR Press and EUI．
［4］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N］．人民日报，2017－01－18(003)．
［5］汪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N］．人民日报，2017－11－10(004)．
［6］习近平．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N］．人民日报，2017－09－06(003)．
［7］戴翔，张二震．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如何实现新突破———基于空间、结构和活力三维度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7(9):13－19．
［8］钟山．实现我国开放事业新发展新提高新突破［N］．国际商报，2017－06－20(A01)．
［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002)．
［10］张二震．战略机遇期与中国开放战略的调整［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1－5．
［11］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N］．人民日报，2016－09－04(003)．
［1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002)．
［13］张二震，戴翔．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N］．社会科学报，2017－11－23(002)．
［14］高觉民，李晓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理:理论与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11(6):151－16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开放发展研究”(16JJD790025)；江苏省“333工程”培养资金资助项目“全球价值链演进新趋势下江苏制造业转型升级举措研究”(BRA2017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