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为什么在加入WTO后的短短十多年间就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应当如何正确判断我国的外贸(出口)竞争力?应当采取何种战略才能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张幼文老师主持编写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要素收益与贸易强国道路》一书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结合理论与实践全面而深刻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张幼文老师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论命题，十分诚恳地欢迎学术界的批评和争鸣。2016年6月14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交流暨贸易强国战略理论研讨会”上，他提出了“张幼文六问”，和与会的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环境下，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流动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张幼文老师准确地把握了全球化的这一本质特征，认为正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改变了国际分工的形式，从而改变了贸易，创造了新的贸易方式。我们知道，当代国际分工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由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日渐频繁，国际分工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发展，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从而导致产生了国与国之间按同一产业或产品的生产环节或工序进行分工的现象，产品内分工或价值链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广义的加工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中间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下，最终产品的生产往往不再由任何一个国家独立进行，而是多国要素共同参与。各国分别以各自的优势要素参与专业化生产从而使产品在价值链上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特征。因此，产品内分工的实质是各国以优势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即“要素分工”，张幼文老师称之为“要素合作型”专业化国际分工。正如张老师所指出的，各国不再按产业或产品分工，而是以提供不同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合作。从生产要素(主要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国际流动出发，分析由此带来的国际分工的演进和发展以及世界经济贸易的新变化，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由此构建的分析当代世界经济的分析框架不仅在理论基础上有突破和创新，同时也符合当代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以要素流动理论作为全球化经济的基础理论是可以成立的。这好比是一把解开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进程、贸易格局、利益分配、外资外贸政策之“谜”的“钥匙”，也是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创新的出发点。
各种生产要素流动性是不同的，资本、技术的跨国界流动障碍较少，而一些要素则不能流动或流动性较弱，比如土地、低技能劳动力、产业配套能力、政策环境等。因此，生产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可流动的要素追逐不能流动的要素所进行的全球生产重组的过程。很明显，这种产业重组不仅有利于跨国公司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而且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像中国这样的政治稳定、基本经济制度合理、基础设施完备、人力资源充沛且市场容量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首选地。通过吸引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聚集了大量优质国际生产要素，特别是中国稀缺的先进要素，如技术、标准、品牌、国际营销网络、市场竞争制度、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等，与大量闲置的中国丰裕的生产要素如低价优质劳动力相结合，大大激发了潜在的生产能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迅速成了世界先进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并跻身于贸易大国的行列。张幼文老师充分肯定了这一进程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认为全球先进要素的集聚能力也是我国体制优越性的表现。张幼文、黄仁伟老师曾深刻指出:“在世界经济体系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要素集聚能力成为一种新的国际竞争能力并成为中国的国家核心能力。因为国际先进要素的集聚及其合理使用，不仅能快速增加一国的物质财富，提升一国的国际地位，而且能增强该国对世界体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不仅如此。张老师还对这一现象做了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要素引进是出口高增长的基础。具体来说就是:引进外资是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关键与前提，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确定特定产品的生产，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不可能形成出口产品比较优势。因此，以“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提法定义中国开放模式，不能正确说明中国出口高增长的原因，在理论上也不严密。因为比较优势论基于本国要素生产力结构，而要素禀赋论基于要素国际间不能流动的假设。中国贸易发展模式不是发展经济学基于要素不流动的“出口导向战略”，而是以要素引进提升出口能力的全球化战略。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也深以为然。南京大学刘志彪教授也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为出口而进口”的显著特征。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中国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和稀缺原材料等要素，加工成产品后出口。这种“大进大出”的模式正是形成我国沿海出口奇迹的根本原因。学术界总爱把我国以往的开放战略说成是“出口导向型战略”，自己给自己带上“重商主义”的帽子，给西方国家以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口实。我更倾向于这种观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对内进行市场化改革，对外全面开放，不遗余力地倡导并实施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政策，实现了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反而惧怕全球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对外投资(特别是并购)屡屡受阻，中国产品深受反倾销之害就是明证。
既然要素分工或“要素合作型专业化国际分工”是当代国际分工的本质，那么参与要素分工的各国获得的收益不管是贸易收益还是投资收益，实质上就是要素收益，因此，本国的要素收益自然成为衡量一国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是一国出口竞争力的核心与内涵。应该说，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环境资源等低级要素融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生产体系，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我国外贸大而不强，要素收益低下，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出口竞争力不强也是不争的事实。张幼文老师早就清醒地看到了这一问题，在我国外贸“高歌猛进”的时候，张老师就对这种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作出了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多次撰文呼吁重视培育高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以提升中国外贸竞争力。他反复指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一国的分工地位取决于该国的要素结构。高级要素具有高收益率并主导价值链分工。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产业只是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片段，要占据价值链高端只能靠拥有高级要素。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资源环境的约束，再加上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中国外贸发展进入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阶段。笔者以前认为张老师的观点太“超前”了，中国还得靠低端劳动力给跨国公司“打工”很多年，慢慢培育高级要素才谈得上建设贸易强国。结合当前外贸发展的实际来看，张老师的洞见极具前瞻性。张幼文老师强调的培育高级要素贸易强国战略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从人才集聚、产品设计、技术创新、管理优化、企业家队伍的培养到跨国公司建设等，全面培育高级要素已是贸易强国的当务之急。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继续引进国外高级要素；鼓励企业“走出去”，并购国外企业的高级生产要素，实现以要素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到以整合全球先进要素进行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历史性跨域，构建我国企业自己的价值链或在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起主导作用，最终实现由外贸大国到外贸强国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