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震惊和瞩目的巨大成就乃至“增长奇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走在了全国前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之一，在全球要素分工深度演进条件下，长三角地区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廉价优质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成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抓住了全球要素分工带来的战略机遇，以开放促发展，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要素、承接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等方式不断增强经济竞争能力。这是长三角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宝贵的基本经验之一。当前，面临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长三角地区开放发展既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转动力的艰巨任务，同时也担负着借助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率先迈向基本现代化的使命。因此，系统总结要素分工条件下长三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开放发展的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进而适时调整长三角地区开放发展战略，对于抓住全球要素分工进一步深度演进的战略机遇，实现长三角地区由全面小康到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要素分工、开放发展与全面小康建设的理论逻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其中经济建设是关键也是其它方面实现的前提条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经济发展通常有两条基本的路径：封闭发展和开放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提供了这样一个经验性结论：开放不一定发展，但封闭一定落后。因为一个不开放、封闭型的国家，将出现低水平结构的超稳定性，封闭系统的自我均衡导致低水平发展。而对外开放是打破这种封闭状态下的自我均衡以实现面对外部发达经济系统交换的共享均衡，这种新的共享均衡有着特定的实现条件，只要能够准确把握，就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要素分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有助于本地区吸引和聚集国际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促进该国或地区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奠定经济发展的基础。概括而言，要素分工条件下，实施开放发展战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经济增长从而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一是通过对外贸易；二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三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四是通过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五是通过加快技术转移。
1. 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
对外贸易能够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其作用机理在于：一方面，因为各国按比较成本规律进行国际贸易，通过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办法进行专业化分工，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增加了产量。通过交换，各国都得到了多于自己生产的消费量。这是对外贸易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外贸易产生间接的动态利益，即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的动态转换过程，把经济增长传递到国内各个经济部门，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知识、技术和信息等高端要素能够通过国际贸易而产生强烈的外溢性。通过国际贸易，一国研发部门能够获取国外的外溢效应，从而有助于培养本国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最终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陈继勇、梁柱，2011）。针对上述作用机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产与交换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无论是规模经济及不完全竞争理论，还是贸易的知识（或技术）外溢模型，无不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论证，较为一致的观点基本认为对外贸易会通过诸如上述一些主要的作用机制和渠道影响着经济增长。
2. 外商直接投资（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
要素分工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主要表现为FDI带动的诸如技术、知识、管理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关于要素跨国流动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现有文献多集中于FDI的分析和探讨。主流经济学围绕FDI能够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论题的逻辑推论主要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将FDI视为单纯的生产要素，认为FDI的流入无疑会改变一国或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存量水平，确切地说，会提高资本存量水平和提高资本/劳动比率，从而引起经济增长；另一个是强调FDI的知识溢出效应，认为FDI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要素，而且FDI的流动还会带动从一般意义技术到管理等宽泛的技术知识的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流动，从而改变FDI流入国和地区的要素存量水平，而这些高端生产要素的流入会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3. 对外直接投资（OFDI）促进母国经济增长
关于OFDI与母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已有的观点主要梳理了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机制和渠道。一是技术学习效应。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角度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的原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国内有较强实力的产业对发达国家进行逆向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开办科技型企业以及收购或兼并当地科技型企业，获取最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二是资源获取机制。随着一国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许多重要自然资源的短缺现象日趋严重，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进口依存度迅速增大。为避免国内的资源枯竭和国外的受制于人，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优势，以重要资源开发为导向对外投资是解决发展资源“瓶颈”的现实需要。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OFDI通过“R&D费用分摊机制”、“研发成果反馈机制”、“逆向技术转移机制”和“外围研发剥离机制”等机理（赵伟等，2006），可以给母国带来技术进步效应、技术外溢效应以及产业升级效应等多重效应，进而可以促进母国经济增长。
4. 对外开放促进工业化进程
二战结束后，虽然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即工业产业属于“幼稚产业”，如果在开放条件下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工业相竞争，会面临夭折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大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者建议实施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战略，通过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以及“边干边学”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然而实践证明这一战略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反而阻碍了工业化发展，比如所谓的“拉美病”就是这一失败战略的典型案例。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对外开放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经济发展不仅伴随着“边干边学”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学习效应”。这种学习效应不仅来自于国内以往生产产品经验的积累，而且也可以来自于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品。近几十年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中，亚洲四小虎由于政府实行了较为有效的开放战略，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走上了快速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就是成功的典型案例（马颖、余官胜，2010）。
5. 对外开放加快国际技术转移
从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和技术实力来看，由于大多数新技术是来自于发达国家，因此借助于对外开放来吸纳新技术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一条快捷方式，这也是要素分工条件下的新机遇。通过技术引进，有利于缩短技术开发周期、节约技术开发资金、降低使用新技术的风险、增强本国经济和技术的竞争力，加速本国或本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具体来说，技术的国际转移对技术引进国家或地区有以下积极作用：（1）促进东道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跨国公司作为技术创新的推动者和拥有者，当本土企业面临跨国公司的技术竞争时，原先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的企业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就会加速技术开发的速度；（2）推动东道国相关企业技术进步。跨国公司通过对上下游的当地企业提供产品演示培训以及使用方面的指导与帮助，使本土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从而对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产生积极影响；（3）促进东道国人才培养。人力资源“本土化”战略是跨国公司的一个重要战略。从跨国公司对雇员的培训来看，在跨国公司雇员中存在着人力资本技能的积累。通过学习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知识管理、创新管理方法，可以大大缩短东道国与母国在管理水平上的差距。
二、要素分工条件下长三角开放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开放发展模式的形成，是在全球要素分工快速发展、国际分工体系演变与国内和长三角地区特殊环境耦合的必然结果。换言之，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与全球要素分工下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等国际环境，以及长三角地区特有的区位优势与地方政府的政策等区域环境，促成了长三角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格局。概括而言，长三角地区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发展开放型经济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在贸易方式方面，加工贸易主导着长三角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加工贸易在长三角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特别在“八五”期间，得益于FDI的大量流入。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地区之一的长三角地区，自1990年代以来的加工贸易总额一直占了其全部贸易总额的60%左右。虽然近年来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但加工贸易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未根本改变（张亚斌、赵景峰，2017）。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实质上正是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的典型表现和结果，即在产品生产国际分割的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发挥比较优势而专业化于产品生产环节和阶段，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第二，在经济主体方面，外资代工企业是加工贸易的主力军。承接国际产业和产品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实际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本土企业承接国际大买家订单进行产品生产从而催生了本土相应产业发展，二是以FDI的形式推动的产业跨国转移。长三角地区大量利用外资，是开放发展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的典型表现，因为这体现了要素流动，也体现了参与产品内分工。跨国公司在长三角地区设立的子公司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则依靠当地丰裕廉价的劳动力和税收优惠占据了对外贸易的先头阵地，进而成为加工贸易的主力军。
第三，在产品结构方面，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工序的加工制造。1991年以前，长三角的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服装、鞋帽、纺织、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的“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上。近年来，加工贸易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但从价值链来看，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仍然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工序的加工制造与出口（马桂萍、曲直，2017）。这与长三角地区的比较优势有关，符合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下产品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基本原理。
正是由于长三角地区实施了开放发展战略，抓住了全球要素分工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使得长三角地区获得了巨大发展效益。这不仅表现在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和外资的大量流入方面，更表现在由此所带动的经济快速发展方面。
在利用外资方面。自从实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以来，长三角地区在不放弃自主发展的同时，大力吸引外资，特别是自从21世纪以来，上海和江苏加大了利用外资的力度，浙江也开始重视并加快利用外资的步伐（洪银兴，2006）。有关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111.96亿美元，2003年突破200亿美元达到212.52亿美元，2007年突破400亿美元达到了401.78亿美元，2012年突破600亿美元达到了640.14亿美元，2015年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6525.66亿美元。其中，2002年长三角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为25.65%，之后一路上升，2003年至2007年的占比分别达到了39.72%、41.83%、46.01%、53.04%、53.74%，2006年和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更是超过了全国的一半[1]。由此可见长三角地区参与全球要素分工确实走在了全国前列，这是开放发展效益的表现之一。
在对外贸易方面。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使得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也使其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有关统计数据表明，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自1996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直处于不断提高的发展态势。比如，1996年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20.82%，也就是说，占全国土地1.1%、全国人口6.3%的长三角地区，在1996年就创造了超过全国五分之一的对外贸易总量。之后，这一比重一路攀升，2007年达到了37.18%，创造了超过全国三分之一的对外贸易总量[2]。
在经济增长方面。在开放型经济发展带动下，长三角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日益增加。有关统计数据表明，1996年长三角整体GDP为13150亿元，2003年增加到28842亿元，2005年增加到首次突破30000亿元，达到33963亿元，2007年达到57266亿元，2011年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到了100624亿元。在1996-2015年期间增加了大概10.5倍。正是由于长三角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地区GDP在全国GDP中的占比也是一路攀升，其中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达到了23.06%的峰值[3]。如果将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成绩完全归功于外资的大量利用和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可能不免有夸大之嫌，但大概无人否认，其经济的高速增长确实与开放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当然，长三角开放发展的实际效益不仅表现在上述几个方面，在增加就业、提高工资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等等一系列方面，均表现出开放发展的优越性和良好的效益。总之，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不论是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看，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增长速度看，长三角地区引领着全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也奠定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经济基础。
三、要素分工演进新趋势与长三角开放发展新机遇
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长三角实施的开放发展战略虽然成功地实现了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等巨大效益，但从其动力和支撑条件来看主要还是低端要素的数量扩张，由此所形成的突出特征是：生产高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市场高度依赖出口，产业高度集中制造业，增长依靠大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然而，伴随长三角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国内政策和全球竞争环境的变化，以不断增加投入要素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固有缺陷和脆弱性日益显现，长三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难题，制造业发展临着大而不强的困境和挑战，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附加价值偏低等因素阻碍长三角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要素分工进一步深度演进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而长三角地区经过多年开放发展所奠定的现实基础，决定了其有能力抓住新机遇。概括而言，全球要素分工演进呈现出的如下几个方面趋势特征，为长三角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
第一，伴随信息通信科技的突飞猛进以及产品生产分割技术的快速发展，价值链的“全球长度”仍在进一步延伸。无论是以FDI还是以外包为表现形式的产品生产环节的分解程度，通常取决于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决定产品生产过程可分离性的产品生产分割技术发展情况；二是决定分割后的产品生产阶段是否能够被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的交易成本变化（张幼文，2003）。毋庸置疑，产品生产过程分解越细，交易频率及由此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因此，分工深入演进的动力来自于分工细化的好处超过了交易成本相应上升的程度。从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实践来看，信息、通信等技术进步在使得产品生产可分割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促进有形交易成本下降，与此同时，多边和双边的经济规则和制度安排等也在促使交易成本不断下降。这就使得基于全球战略的跨国公司会从效率提升角度出发，将产品价值链进行进一步分解以拓展全球生产网络。联合国贸易发展报告的有关调查研究发现，近年来诸如汽车业、金属家具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纺织服装业等，其全球碎片化生产的趋势特征越来越显著，全球价值链长度有进一步延伸之势。
第二，要素分工下的“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趋势更为明显，并且不断向服务业领域拓展。关于要素跨国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国际上较为传统的经济理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替代关系，二是互补关系。传统理论的解释仍然局限于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分工模式，虽然考虑到了要素跨国流动，但并未考虑到产品价值链的分解问题。在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下，要素流动和商品流动之间的关系已远远超越了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而升级为融合和一体化关系。实际上，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及存量额的迅速增加，以及全球贸易量的迅猛增长，二者之间所呈现的一致性变化趋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FDI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全球贸易中的80%属于全球生产网络内的商品贸易，并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从产业流向来看，正由传统的制造业加快向服务业聚集。这不仅说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仍在进一步加强，也说明要素分工在向服务业领域拓展。
第三，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促使跨国公司采取的“逆向创新”将成为未来的普遍战略。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发生着由西向东的转移。尤其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相对于身处“重灾区”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优异的表现，使得这一对比性变化更为突出。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正在极大地改变着全球经济和产业竞争格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快速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发达经济体的财富和经济权力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着绝对压倒性的比重，从而使得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也主要是“瞄准”发达经济体市场。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品创新主要是基于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需求，创新活动也主要源自接近市场需求的发达经济体内部，并以此为基础将其推往全球市场。伴随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及其财富和经济权力的逐渐“东移”，跨国公司会将更多的创新活动置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然后将创新性产品再销往包括发达经济体的全球市场。这一变化称之为“逆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以区别于以往基于发达经济市场需求进行的创新性产品生产进而销往全球市场的模式。这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另一典型特征。
全球要素分工深入演进呈现的上述三个趋势，对于长三角地区进一步融入国际分工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价值链全球长度的延伸，意味着在“归核化”发展战略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必然将以往“核心”环节进行进一步分解，具有更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度的生产环节、工序和服务流程，将会被配置到发展中经济体；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的日益融合，意味着一国产业结构将会随着流入要素质量的提高而不断升级；而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下的跨国公司“逆向创新”战略，无疑为发展中经济体攀升全球产业链高端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戴翔、张为付，2017）。总之，只要能够准确把握，长三角地区必然能够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四、对策建议
面临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考虑到长三角开放型经济发展所处的现实阶段，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以更好地服务于全面小康建设乃至率先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在顺应全球经济和要素分工发展大势条件下，适时调整开放发展战略。
第一，要素引进应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引进国际先进生产要素，是长三角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经验所在。在前一轮开放中，长三角地区引进国际先进要素主要还是侧重在利用外资方面，并且主要处于数量型扩张阶段。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应该在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同时，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并且要确立“全要素”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通过“引资”带动其它先进要素向长三角地区集聚的功能。以“引资”带动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高级管理人才、研发结构，实现由引资向引进全面优质生产要素的转变。通过集聚更为全面优质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型人才等“外智”，提升长三角地区在发展开放型经济中提升整合各类先进要素进行创新活动的能力。
第二，从主要依托外需向“内外并重”方向转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巨大的潜在需求市场规模，理应成为吸引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可依托优势。在跨国公司“逆向创新”战略调整趋势下，长三角地区应将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的新优势，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长三角地区进行“逆向创新”，提升长三角地区参与更高层次国际分工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说之前以低成本要素优势还只能“吸引”国际相对低端的要素向长三角集聚的话，那么利用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则更能“吸引”国际高端要素向长三角地区集聚。因此，在新一轮开放中，长三角地区应准确把握跨国公司战略调整的动向并及时抓住机遇，努力将可依托的经济规模优势转化为对外经济合作的新优势，提高将先进要素“引进”的能力。
第三，从制造业开放为主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的方向转变。长三角地区前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主要侧重于制造业领域。但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角度来看，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面临着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紧要任务。而从社会分工和产业演进的规律来看，一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之间的融合越来越深，从而服务业间接地规定着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角度来看，以美国、英国、西欧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逐渐趋于软化，而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通过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仍然处于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客观事实是，目前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发展还比较“滞后”，难以发挥“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需要。因此，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以弥补自身比较劣势，从而可以起到带动制造业效率提升，进而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作用。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借鉴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即通过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在扩大开放中求发展。实际上，在全球要素分工背景下，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面临的“供给”不足的约束问题，也能带动服务业自身高级化发展。
第四，从简单融入的“被整合”向提升整合全球优质要素能力的“整合者”转变。自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企业由于并不熟悉国际市场的操作经验，因此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是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外商直接投资进行配套，或者是接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发出的订单而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质上处于全球要素分工下的“被整合者”。在全球要素分工背景下，决定现在和未来一国或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以什么样的要素、什么层次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参与了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有多大（金京等，2013）。尽管依托各种优势和经过多年的努力，长三角地区开放型经济形成了一定的要素集聚优势，也是国际生产要素聚集最多的地区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发展及转型升级，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到目前为止，整合这些资源进行国际化生产获益最多的，大都是外资企业。因此，从上述意义上来说，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是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引领下的一种被动式发展。培养具有整合全球资源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已经是当务之急。这不仅是加快长三角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和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
注释：
[1][2]此类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长三角年鉴》统计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3]此类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长三角年鉴》统计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参考文献：
1. 陈继勇、梁柱：《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研究新进展》，〔武汉〕《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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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颖、余官胜：《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新进展》，〔北京〕《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4期。
4. 张亚斌、赵景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影响》，〔蚌埠〕《财贸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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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洪银兴：《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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