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我们必须坚持以更广阔的视野,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法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为什么说我们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新形势下我们应当把握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新定位、采取什么样的开放战略?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大课题。
一、经济危机实质是什么
2007年下半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风暴此起彼伏,迅速波及实体经济,至2008年引起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确认识这场经济危机的实质,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成因达成了大致的共识:有关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长期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而过度扩张；金融及评级机构缺乏自律,导致风险信息和资产定价失真；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创新不匹配,金融衍生品风险不断积聚和扩散。更多的经济学家则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分析这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经济学家发现,世界经济一般每6-8年会经历一次周期性调整,这主要是由大规模的周期性资本更新引起,被称为“朱格拉周期”；世界经济还有一个大约50年左右的长周期,它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上升阶段20-30年左右,下降阶段20年左右。最早揭示这种周期的是俄国学者康特拉季耶夫,因此它被称为“康特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内的主导因素是大规模、集群性的科技创新所推动的新产业革命,每个长周期都对应着历史上的一次产业革命。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徐明祺教授的分析,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8年左右“朱格拉周期”的衰退谷底与50年左右“康特拉季耶夫周期”的转折点恰好“碰头”。尽管对于“康特拉季耶夫周期”的时间划分以及这种周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表现存在不少不同看法,但是各方有个共识:我们经历的以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革命为特征的这一次长周期的上升期已进入尾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则正处于孕育过程中；我们将进入长周期的下降期,世界经济将难现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增长局面。复旦大学韦森教授也认为,本次金融危机起源于金融衍生产品,但具有世界经济长周期波动性质。因为次贷基于房地产泡沫,而房地产泡沫则是由于90年代IT革命一轮高增长后缺乏新的动力的结果。从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视角来看待这次全球经济衰退,其实早就该发生了,只是由于世纪之交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与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互动过程中,由于美联储的反周期货币政策、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分工,以及国际资本的跨国快速流动等因素而推迟了下来。①我同意徐明祺教授和韦森教授等的分析:从经济周期与技术创新周期来看,世界经济周期的变化总体上是技术创新周期的反映；要使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新一轮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是根本之道。美国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推动新能源战略,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发动新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欧盟提出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计划启动“绿色汽车、低能耗建筑、未来工厂”三大工程；日本也重点发展低碳经济,尤其是新能源和环境技术开发。应该说,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适应了经济周期变化的需要,有可能推动世界经济真正走向复苏和新一轮的繁荣。
但是,从全球范围看,科技进步在短期内尚难有集群性的突破,新科技革命和由它带动的新的产业革命在近期难以实现,新能源、节能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局部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化进展,不足以成为新的世界性增长周期的拉动力。新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的增长有赖于未来科技的集群性突破以及新的产业革命,有人预测会发生在2025年左右。
二、怎样理解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既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处于孕育过程中,我们将进入长周期的下降期,那么,为什么说我国发展还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呢?中国的机遇在哪里?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发达国家启动新一轮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发展战略,必将带来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全球产业转移,也就是说,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和重组的格局没有改变。中国致力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国家致力于新一轮技术创新,我们刚好可以打一个时间差。从现在起到2025年,还有15年时间,这个15年就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可以利用扩大开放,继续吸引先进生产要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利用巨额外汇储备,进口先进成熟技术和高端人才,继续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和集成创新之路,走低成本制造和服务之路,保持中国经济再持续高速增长20-30年。在这一进程中,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任务,建成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进而实现基本现代化。当然,我们还可以发挥自己在某些领域的技术优势,采取集中突破、开放式自主创新战略,争取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的某些领域有所建树,以在未来新一轮周期中赢得应有的地位。
为什么这样来认识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呢?
一是基于对中国发展环境的判断。虽然经济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但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在后危机时代,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确实有所抬头。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少国家特别是受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口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实践中却采取了一系列的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如美国、法国等国政府采购中的优先购买本国货条款,美、欧等发达国家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断出台的针对中国等国进口商品的限制措施,等等。到目前为止,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但是,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改变不了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以当今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为例,虽然屡屡遭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困扰,但是并未对中国外贸发展产生实质影响。2010年1-9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21486.8亿美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出口11346.4亿美元,增长34%,进口10140.4亿美元,增长42.4%。9月当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273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其中出口1449.9亿美元,增长25.1%,进口1281.1亿美元,增长24.1%。2010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9209家,同比增长17.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3.4亿美元,同比增长16.58%。据商务部有关专家估计,贸易争端影响的出口总额合计只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左右。
二是基于对中国发展现实的判断。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如果据此否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显然是一种误判。中国虽然堪称经济大国,但还远未成为经济强国。中国的经济总量高,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700美元左右,仍居世界百位之后。虽然中国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我国有1.5亿贫困人口；按照中国2009年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农村贫困人口为3597万人,相当于法国人口的一半多。我国的科技、教育、社会保障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9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2%,远远落后于创新型国家的相关比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40多美元,美国的相关数字是中国的几十倍之多；中国的残疾人口约8300万,相当于德国的总人口。在200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我国仅排第92位,被划归中等发展程度国家之列。②为什么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呢?总体来看,是因为工业化、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差距就是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总体来看,这场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战略机遇。我们再做一些具体分析。
第一,金融危机没有改变当前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和重组的格局。当代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流动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由此引发的产业转移给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遇。由于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进而向产品内分工发展,国际产业转移已经演进为产业链条、产品工序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在产业国际转移和重组后面的,是世界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随着跨国公司采取外包这一国际化生产形式,大量先进的产业及就业机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经济表现在全球大国中最佳,宏观经济稳定性最好,这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享受到了比竞争对手更稳定的环境。由于上述基本面因素,这场危机在总体上还将加快部分先进制造业产能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从而形成中国出口第一大国的稳固、可持续的基础。危机将激化价格竞争,原来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不得不加快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在基础设施、配套产业、劳动力素质和数量、公共服务等方面具备较大优势,先进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首选仍是中国。
第二,金融危机没有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美国搞创新、欧洲日本搞设计和品牌,中国搞制造,这一分工格局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有所改变。即便是服务外包,承接的是作为生产经营业的业主的某些服务流程,大部分是属于“高级蓝领”性质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基本上也是属于现代服务业中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属于“高端产业、低端环节”。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同志在2003年10月“江苏发展高层论坛”上曾经说过,从大布局来看,错位发展在世界范围看主要是我们与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错位发展,我们主要搞制造业,这它们搞不过我们,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搞不过它们,但是搞制造业,利用现成技术、利用广阔市场、利用廉价劳动力,或者廉价劳动要素搞制造业,它们搞不过我们。这一判断,仍然没有过时。
第三,金融危机没有改变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今后三十年,我国相对廉价和更为优质的劳动力优势仍然存在。根据统计,现阶段中国城镇劳动力每年供大于求的缺口约1200万人,农村尚有富余劳动力约1.2亿人,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而且每年还有600多万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虽然中国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今年以来,不少省市先后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众多外资企业也纷纷加薪,但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亚洲整体水平相比,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因素,中国劳动力价格仍处于较低水平。实践已经证明,以丰富劳动力资源吸引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不仅扩大了劳动力的就业,促进了传统产业生产能力的提升,而且资本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和当地企业界的“学习效应”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形成了产品加工向上游和下游延伸的趋势。我们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制造上,而且将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密集型环节的生产上。目前技术含量高的中国制造产品在全球市场上还远未形成主流,但在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方面,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国情。我们要发挥比较优势,以自己现实的要素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这种增长是就业导向的,使广大人民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未来20到50年内,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提供低成本的制造和低成本服务。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三、对策思考
以上分析表明,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是由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的,是后危机时代我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必然选择。从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在扩大开放中,我们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因素,兼顾国际国内多方利益,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继续大力引进外资、外智,吸引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在我国聚集,促进开放型经济产业转型。我国某些地区,如江苏、广东、上海等省市,工业的国际化程度高,已经深深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因此,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不可能脱离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应该看到,虽然机电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是这些地区产业升级的鼓励方向,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也是寻求技术密集和高附加价值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资主导型的先进制造业还难以获得技术垄断性环节的稳定利益,所进入的主要仍是劳动密集和价格竞争主导的环节。不少专家认为,开放型经济产业转型的方向,应该由“中国加工”、“中国制造”全面地向“中国创造”、“中国品牌”方向升级、转型,向所谓“微笑曲线”的两端即研发技术和营销品牌方向的“高端”转移。从大思路来,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能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创出更多的中国品牌,固然值得肯定,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借鉴江苏省昆山市的经验,开放型经济产业转型和升级的方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加工贸易的本土外向配套产业,构建开放型产业的完整产业链,促进产业聚集；二是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创新升级,即进行零部件制造和加工工序、加工环节的配套创新,走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之路,从而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创新升级。还要强调的是,发展传统产业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对立,低成本驱动和创新驱动是互相促进的。产业发展的多元化,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传统产业升级,需要科技引领；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靠开放式自主创新。
2.以结构调整推进对外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具体的做法是,通过实行企业外贸与内贸、代工与创牌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OEM与OBM分开等有效方式,逐步建立起我国局部地区、局部领域的产业竞争优势,循序渐进地推进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再由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那些附加值更高的、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鼓励外资企业发展上下游高端产业,吸引其核心竞争力项目转移本土,提高外企的运行质量；鼓励民营企业在研发、生产管理和营销等多个环节与外资企业开展深层次合作,使加工贸易环节从简单的组装提升到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从外部环节进入到核心环节,真正使外资加工制造企业在中国落地生根。
3.以现代服务业带动先进制造业。经验表明,在工业化中后期,企业的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物流业务流程等不断从制造领域独立出来,出现制造业服务外包化趋势。这些贯穿制造业生产全过程的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是市场资源强大的“调适器”,能激活和优化配置各类产业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和非再生性资源消耗。优先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商务流程外包等现代新兴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带动先进制造业,充分利用IT技术使传统制造业得到信息化改造。制造业要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就必须降低两个成本:一是制造成本,这方面我国已经比较低了,“中国制造”物美价廉大家都知道；二是要降低交易成本,要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包括软件、工业设计、物流,所以我们要承继国际制造业转移,还要承继国际服务业转移,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以开放发展促进我国经济质量的提升,通过引入国外先进的服务业跨国投资和外包,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现代化和现代信息技术成果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为我国制造业提供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使其产品链条上的技术研发、人员培训、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能够得到相关支撑服务体系的协作与配合,从而占据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这是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我国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上,不仅要建立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而且要建立国际服务外包基地；不仅要建立世界工厂,而且要建立“世界办公室”。
4.加快“走出去”步伐。开放经济系统应该是一个可逆的双向循环系统,既有输入又有输出,即有“引进来”又有“走出去”。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以“引进来”为主,走出去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小舢板”,“航母”太少,难以在国际竞争的风浪中搏击。我们长于“引进来”,却拙于“走出去”,“走出去”成了软肋。“走出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的能力以及经济国际化水平的集中体现；是直接利用海外资源、转移过剩产能、缓解贸易摩擦,实现与东道国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有效途径；是我国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拓展发展空间、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国外企业、资源的市场价值不断下跌,一些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更应该积极走出去,让“引进来”与“走出去”联动,变隔离式发展为交互式发展。通过参股控股、收购兼并、合资合作、风险投资、高科技研发、资源开发等多种方式开展境外投资,实现配套生产国际化,促进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注:
①韦森:《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与中国的选择》,《文汇报》2009年5月9日。
②汪文斌:《不容忽视的发展中国家属性》,《人民日报》2010年8月11日。
本文是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江苏改革开放的实践研究”(2010ZDIXM0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