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济转型这种十分普遍的经济现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应对自身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瓶颈和问题，而对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乃至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等进行的变革，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曾经或正在或即将经历经济的转型发展。近些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促使很多学者开始进行经济转型的研究。然而，由于对经济转型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开始之前，经济学界对转型问题还是忽略的（Roland，2000）。这使得学者们在经济转型的内涵、目标、路径等内容的研究上还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转型研究成果对现实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对原有的经济转型理论进行梳理，对于学界深入认识经济转型的目标，制定正确的转型路径，提高经济转型举措的有效性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鉴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对转型的目标、路径以及转型的具体成效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结论，以期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转型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二、关于经济转型目标的研究
关于经济转型的目标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的转型认识。
（一）基于经济体制的转型目标认识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不少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转型”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将经济转型的目标理解为经济体制的转变，即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比利时著名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Roland，2002）在对经济转型的前期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后曾指出，经济转型是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其研究的重点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基于这样的理解，不少经济学家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济波动和增长情况、政治约束情况、企业发展情况，以及通货膨胀、失业、腐败等问题进行了研究（Mckinnon，1991；Litwack and Qian，1998；Chow，2005；Stiglitz，1994等）。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以此为基础，对经济转型的目标进行了拓展。如科尔奈（Kornai，2006）虽然也认为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是他进一步认为转型是一个大概念，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转型，更应是经济、政治结构、意识形态、法律体系以及社会层面的共同发展和转型。
在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基于经济体制的视角研究中国的经济转型问题。瞿商（2012）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转型经历了大约4个阶段及其目标转换，1979-1984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以完善计划经济体制为目标；1985-1992年中国经济转型处于加快推进阶段，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3-2003年中国经济处于定向转型阶段，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4年以后中国经济转型处于定型阶段，其最终目标就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一种运行规范、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并能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好的市场经济”或“成熟的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这一阶段的目标。洪银兴、樊纲等专家学者（洪银兴，2003，2006，2009；樊纲、胡永泰，2005；张慧君，2007等）以中国市场化建设情况作为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落脚点，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容、目标和阶段，以及转型的发展战略、发展路径等，对于指导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实践，提高市场化建设的有效性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基于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的转型目标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发展之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如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成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一些学者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这一实际问题出发，对传统的经济转型观点进行了拓展，将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的转变作为经济转型中的重要内容。谷书堂（2004）认为，经济转型主要涵盖三方面的内容：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以及由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转型，即由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向由现代工业支撑的和以现代科学文化装备起来的现代城市经济体和生活区转变。洪银兴（2003，2006）也认为，经济转型应不仅包括经济体制的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应包括增长方式的转型（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和社会转型（由不发达经济转向现代化经济）等内容。张卓元（2013）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就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向追求质量、提高效率的方向转型，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转变。
（三）基于经济结构的转型目标认识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转型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如郑永年（2011）就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最高的目标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即建立一个内需型或者消费型的社会。裴长洪（2012）也明确指出，经济的转型升级表现为一种结构上的变化，即资源和投入不断向效率更高的部门配置，并由此带动经济的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是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资源向现代服务业的集中。林毅夫（2002，2012）则从经济结构中更为具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的角度入手，研究经济转型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提高经济的自生能力，而只有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经济，才是最具有增长潜力的，因此，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应采取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曹玉书和楼东玮（2012）进一步对经济转型的结构问题进行了定量分析，他们利用利利安指数测算了1978-2010年间我国劳动力流动和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资源（要素）配置状况的改变与经济结构的变迁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资源错配会影响经济结构的变迁，进而影响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进程。
（四）基于经济新常态的转型目标认识
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发展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阶段。面对这一发展态势，不少学者从剖析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原因入手，提出了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厉以宁（2015）在对中国经济下行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的转型要进一步促进市场化作用的发挥，重视“第三种调节”——文化调节的作用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国有资产增值等。张占斌（2015）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后，要更加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今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应体现在继续大力实施简政放权、推进结构性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红利等方面。金碚（2015）则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取向就是要形成“公平-效率”的新常态关系，这是能否实现经济新常态时期“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目标的关键。张德荣（2013）则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临近中高收入阶段，这时，如果不能适时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就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锁定的危险。从研究结果看，固定资本投资率将继续回落，人口红利也将趋于消失，此时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依靠原创性技术进步和改革来推动，尤其要改善政府治理、抑制腐败的发生。2015年中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目标，一些学者进而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新目标。胡鞍钢等（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中国经济必须转变以投资需求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强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创新对拉动发展的乘数效应，同时要避免金融、生态、环境、能源等各类发展风险。刘伟和蔡志洲（2016）则认为，要通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区域间生产力布局的均衡、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等，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目标的成功。
三、关于经济转型路径的研究
经济转型的路径正确与否，是决定经济转型成败的关键因素，为此，不少学者从转型的速度、转型战略的构成和转型的次序等角度，对经济转型的路径进行了研究。
（一）基于转型速度的路径分类
按照经济转型速度的快慢，一般可将转型的路径概括为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激进式的经济转型路径由“华盛顿共识”所倡导，“华盛顿共识”基于基础教科书的经济学理论，强调价格自由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与稳定宏观经济、国有企业私有化（privatization）以引进利润最大化行为等内容，主张以“大爆炸”或“休克疗法”迅速实现企业的私有化和价格的自由化（Roland，2000）。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对比了中国、东欧以及前苏联的经济转型情况，提出了“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两大转型路径，认为“激进式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提倡快速实行稳定化、私有化、自由化的“休克疗法”，主张通过一步到位的激进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其核心思想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政府建立一种由市场因素决定的价格，中止价格控制，同时减少或取消价格补贴等；第二，取消对私营经济活动的控制；第三，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加强对现有国有企业的约束控制，取消补贴、低息贷款和税收减免等；第四，确定价格的稳定性等（陈霞，2001）。但是在前苏联以及拉美等国的转型出现问题后，它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并强化了“调整-制度学派”的观点（Roland，2000）。渐进式的经济转型路径正是基于“调整-制度学派”的理论而提出的，支持这一转型路径的学者认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各种制度所支撑的，因此，改革需要循序渐进。
（二）基于转型战略构成的路径分类
不同的转型战略可以导致不同的转型路径，因而，有的学者基于转型进程中战略构成的不同，对转型路径进行了划分。亚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1990）将经济转型的路径概括为有机发展战略路径（strategy of organic development）和加速私有化战略路径，他指出，有机发展战略路径主要有五个特点，即创造有利条件提升私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对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等；防止国有财产以任何形式无偿分配；决定所有权结构的出售方案；硬化对企业的预算约束，以维持金融秩序，确保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等。加速私有化战略路径具有三个特点，分别是：尽最快速度消灭国家所有制，以无偿分配的方式进行私有化，以及形成分散的所有权结构等。其实，科尔奈所提出的经济转型路径从具体的战略措施上看，与激进式和渐进式转型路径的分类是一致的。前者以不同的战略措施架构决定转型的路径，而不同的战略措施组成恰恰导致了转型速度的快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转型速度和战略构成所提出的转型路径在内容上是统一的。
（三）基于转型次序的路径分类
通过明确转型过程中先发展什么后发展什么，可以确定转型所采取的路径。麦金农（Mckinnon，1991）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等谁先发展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政府不能、也许也不该同时实行所有的市场化措施。经济市场化有一个“最优”次序，但对于正在实行自由化的不同国家，这种次序因其初始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不过也存在一些共同特点。通常情况下，财政控制应优先于金融自由化，其次是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再次是放开外汇。这其中每个方面又包含着子系统次序正确和步调适当的问题。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通过对东欧、俄罗斯以及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比较分析，对经济转型的时序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改革的时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改革成功与改革时序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在进行彻底的价格改革之前，中国推行的是价格双轨制，而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国把建立广泛的激励机制和市场改革放在前面。彼德·蒙勒（Peter Murrell，1991）基于中国的改革实例指出，渐进式的经济转型首先关注的是增长和创新，而将配置效率置于次要的位置，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转型理论首先关注于配置效率和竞争的观点是一种误导。洛伦·勃兰特和托马斯·G.罗斯基（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Rawski，2008）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说明了精准定位和改革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障碍，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重要经验，在中国，激励措施、价格、流动性和竞争等方面的改革产生了强大的发展动力。樊纲和胡永泰（2005）对经济转型的次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指出，在不考虑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提出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要全面地、迅速地开放市场是错误的。然而，“循序渐进”的概念虽然不同于“无条件改革”的观点，但仍无法全面地分析各种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不能反映各种制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各种制度必须相互“协调”或相互“兼容”的基本要求。而且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并不是一个具有“消极的”、“等待式”涵义的“循序”过程，应该采取“平行推进”的转轨路径，一方面尽可能早地在各领域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尽可能地实现各项改革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
四、关于经济转型绩效的研究
早期关于经济转型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激进式和渐进式转型路径的绩效分析层面，但是后期的研究视角有所扩展，国内外一些学者从一些具体的层面，诸如经济转型对企业发展、外商投资、人力资本等的影响绩效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的针对性更强，而且大多以计量分析为主。总体来看，经济转型绩效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不同经济转型路径的绩效研究
对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经济转型路径的绩效进行评价是转型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随着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日益深入，对不同转型路径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比较分析，对不同转型路径的经验进行总结，剖析转型成功的国家或地区的内在原因，进而揭示经济转型的内在规律和逻辑架构等，成为很多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的内容。
通过比较匈牙利、波兰、捷克和俄罗斯1998年和1989年的劳动生产率情况，科尔奈（Kornai，2000）认为，促进私有部门有机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而过于强调私有化速度的加速私有化战略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有可能对地区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损害。罗兰（Roland，2000）认为，以“华盛顿共识”为依据的转型路径存在缺陷，会导致诸如价格自由化以后产量的大幅下降、有组织犯罪的快速出现以及在职经理对资产的大肆侵吞和掠夺等现象。科尔奈（Kornai，1993）也曾指出，激进式转型所导致的产量下降等问题，并不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预期的“转型性衰退”，即从过度需求为特征的短缺经济向买方市场而不是卖方市场的市场经济转型所造成的衰退，而是一种大规模的永久性衰退。彼德·蒙勒（Peter Murrell，1992）也认为，东欧国家的激进式改革面临大量的实施问题，这些问题降低了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一致性程度，而且一些新体系的建立比保持旧体系成本高得多，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重建。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与激进式改革不同，中国在改革初期并没有采取快速的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改革政策，而是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改革，通过强调平稳过渡以及仔细选择改革的顺序，力图通过一个较长的缓冲期逐步释放改革的风险，并通过有效的制度构建促进经济转型的成功，以避免或减少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可能引起的剧烈的社会震荡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等问题，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李子洁，2009）。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因为渐进式改革有利于政府选择那些成功系数较大的领域进行改革，投资者也会对此做出理性预期，而且，因为预期能成功，所以会愿意投资，而这些投资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其预期。二是渐进式改革促进了学习，避免“信息超载”和信息损失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采取激进式改革时必然会发生。钱颖一等（Qian and Xu，1993；Qian et al.，2006）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改革以前采取的是一种以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M”型层级制组织结构，这样的组织结构只有极为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却有极大的自主发展权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行政控制，强化了M型层级制内的市场活动。同时，在M型层级制下，地区的相互依赖较弱，改革试验的成本较低，并有利于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发展等。许成钢（2011）还指出，中国的地方分权的治理结构（RDA）有效地降低了潜在激励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锦标赛式的地方竞争所产生的高效激励，使地方政府有动力去推进市场改革，可以说，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就是这种治理结构的结果。但同时，这种结构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很多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一旦实施失败，将给中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RDA是一种次优的解决方式。G.H.杰佛逊和T.G.罗斯基（Gary H.Jefferson and Thomas G.Rawski，2002）的研究表明，中国所进行的分权管理以及基于市场化的所有权改革等政策设计，尽管明显偏离了科斯定理所提出的假设，但是仍比政府干预更加有效。J.麦克米伦和B.诺顿（M. McMillan and B.Naughton，1992）认为，计划经济的低效率是决策者信息缺失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能够通过价格得以集中体现。在进行大爆炸式改革的过程中，设计者同样需要知道很多信息来决定价格放开、企业私有化、贸易壁垒的拆除、财政体制的改变以及如何处置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等，而这一切是没有既定的理论或信息可以借鉴的。而且，市场是一种制度，它需要规则和习惯来使它运转，自由市场并不是“社会方程式”中的“已知数”，它只能通过政策的变化慢慢地形成。这些因素决定了改革只能是渐进式推进的，在摸索中寻找信息缺失下的可行路径，同时，由于渐进式改革每一步的步子不大，失误所造成的代价也不会很高，因而是较为理想的一种选择。可见，激进式改革把社会看成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因而通过设计一个理想的配置体制希望改革能一步到位；而渐进式改革则把社会看成一种信息加工手段，认为社会的信息量是不断累积形成的，而且任何改革方案都是以旧体制下的信息为基础的，所以它避免或减少了信息和组织资源的突然破坏，降低了改革的信息成本和组织成本，因而是可行的（单豪杰，2007）。许成钢（2011）还从多个层面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成效，他认为，中国的转型发展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是仍有一些经验是可以供其他国家参考的，如政府在转型发展进程中应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其作用不应被限制在保护产权和合同执行的范围之内，而且分权对于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也表明，制度的改革和政策的设计是不同于工程设计的，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社会形态、文化、资源禀赋以及技术等内生出的结果，而这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是，支持激进式改革理论的经济学家，也对中国改革的成功提出了质疑或不同意见。萨克斯等（Sachs et al.，2000）分析了中国与东欧以及俄罗斯等国经济改革的差异，认为转型前不同的经济结构是导致差异的根本原因。转型前中国是落后的农业社会，80%的劳动力在国有企业之外的农村或其他性质的企业就业。因此，当时的中国面临的主要是发展问题，创造以市场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体系对中国而言较为容易。因而，他们认为，渐进式改革只适合特殊状况的不发达国家。同时他们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局部均衡”，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是在缺乏**秩序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中国所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严重破坏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基础，因而是没有效率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俄罗斯等国的改革则同时在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展开，是“一般均衡”，尽管在短期内出现了较大的损失，但从长远看，由于其政治制度已经完成了向**制度的转变，因而可持续性更强，也更有发展的后劲。杨小凯和李利明（2001）还指出，对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成效比较存在一些误导观点，对中国发展绩效存在高估的情况，同时中国的人均真实收入差距仍在加大。而中国与俄罗斯在初始条件、发展阶段以及模仿空间上存在较大的不同，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不足以说明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许成钢（2011）从多个层面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成效，他认为，地方分权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缓解潜在的激励和信息问题，降低改革的政治和技术风险，但是，相似的机构和分权体系，也会产生很多“标准化”的举措，而这些举措往往是不可行的。
（二）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绩效研究
简·什韦纳尔（Jan Svejnar，2002）的研究发现，在1989-2001年期间，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俄罗斯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而且所有国家都在加快进行宏观经济稳定、价格自由化、小规模的私有化和国有企业的解体，但是在大规模的私有化、银行和法律体系的建设上存在较大的差距。贝文和埃斯特林（Bevan and Estrin，2004）采用面板数据分析了经济转型国家影响外商投资的因素，他们认为，单位劳动力成本、吸引性因素、市场规模和空间距离的远近是影响FDI流入的最主要因素，国家风险对外商投资也具有显著的影响。Brown等（2006）的研究显示，私有化对罗马尼亚、匈牙利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过对匈牙利的影响要低于罗马尼亚。中国经济转型的显著成效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研究的兴趣，不少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成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Chow（2005）指出，从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和人力资本的高质量上看，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将保持迅速增长的态势。洛伦·勃兰特和托马斯·G.罗斯基（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Rawski，2008）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劳动力市场、教育和科技发展、财政和金融体系的建设、全球化发展等多个层面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情况，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成效进行了肯定，并总结了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主要原因。德韦恩·本杰明和洛伦·勃兰特（Dwayne Benjamin and Loren Brandt，2002）对农村财产权、劳动力市场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效率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存在明显的低效率问题，尤其是在劳动力就业方面。在国内，樊纲等（2003）采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5个方面25个指标，对中国1999年以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并研究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总体情况。其结果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市场化进程方面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综合指数最高，中部地区其次，西部地区最低，而且纵向比较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程惠芳等（2011）从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产业提升能力、国际化发展能力和节能减排能力5个方面，建立了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3-2009年的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进行排序，并指出，2003-2009年期间，全国区域的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总体有所提升，同时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东部省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比较强，而中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指数的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康继军等（2007）构建了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这四个方面19个指标在内的市场化指数，实证研究了1978-2003年间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效地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但是各方面的市场化进程很不均衡，其中产品市场发育的市场化程度最高，而且市场化进程在改革的不同方面、不同时间阶段的推进程度也是不同的，存在一定的波动性，这主要是国家形势和政策的影响所致。
（三）对经济发展其他层面影响的绩效研究
一是对企业发展影响的绩效研究。史蒂芬·C.史密斯等（Stephen C.Smith et al.，1997）以斯洛文尼亚的数据为依据，研究了私有化后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绩效情况，其研究表明，私有化后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加值增长了3.9%，而员工持股的企业增长了1.4%。索尔·埃斯特林等（Estrin et al.，2009）的研究显示，私有化明显地促进了外商投资企业绩效的提高，但是对于国内企业绩效的影响随着不同区域政策和体制上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中国的私有化提高了企业的绩效，但是外国合资企业与全资的外资企业相比，私有化的积极效应更加明显。西米恩·德加科沃和彼德·蒙勒（Simeon Djankov and Peter Murrell，2002）通过综合100多个实证研究的结果，分析了经济转型进程中企业重组的影响因素，并指出私有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大部分是正向的，而且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相比，这种影响在中欧更为显著。
二是对银行等金融系统效率影响的绩效研究。约翰·P.博宁等（Bonin et al.，2005）运用1996-2000年的11个经济转型国家225个银行856个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估计法，研究了所有制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转型国家，私有化对银行效率的提高并不是非常显著，国有银行与国内的私有银行相比也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低效率，而外资银行比其他的银行在降低成本上更具效率。伊尔迪里姆·塞米赫和乔治·菲力皮特斯（Semih and Philippatos，2007）研究了1993-2000年欧洲12个经济转型国家银行的成本和利润效率，结果显示，这些国家的银行效率明显低下，而且利润效率显著低于成本效率。同时，大规模的资本银行具有较高的效率，竞争的程度对于成本效率具有积极影响，而对利润效率的影响是负的。外资银行相对于国内私有银行和国有银行而言，其成本效率较高，但利润效率较低。
三是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绩效研究。丹尼尔·慕尼黑等（Münich et al.，2005）采用捷克的微观数据，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的人力资本变化情况。研究显示，在转型之前的几十年中，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了极低的教育回报率，但是在转型之后教育回报率大幅提高，并且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中都如此。
五、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对于经济转型内涵的认识，还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同问题入手，阐述自己对经济转型的认识，而且中西方之间对于经济转型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差异。西方经济学界对于经济转型的认识较为统一，大多是从经济体制转变的角度理解经济转型，即使是后来提出的第二次转型（也称“再转型”），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出现的诸如通货膨胀、私有化后的企业重组以及转型中的腐败及其制度设计等问题的深入分析。相比较而言，中国学者对经济转型内涵的理解则宽泛得多，他们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入手，对经济转型的内涵、目标、路径等进行了丰富和拓展。
因此，可以对经济转型的研究进行狭义与广义、现代与传统的划分。狭义的经济转型观点认为，经济转型仅发生在采用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经济转型的目的就是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狭义的经济转型观点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和地区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其成效、经验、转型的普遍规律等方面。而广义的经济转型观点将经济转型看做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转型过程中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认为经济转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而对经济社会进行的大范围改革，是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的变革。广义的经济转型观点不仅仅研究采用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时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同时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制约性因素不断积累导致发展出现困境，或者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态势、新格局而进行的经济转型问题。同时，广义的经济转型观点不仅针对经济体制转型进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而且会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发展困境的不同，调整研究的对象和目标。
对经济转型认识的狭义和广义之分，使经济转型研究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分化。狭义的经济转型观点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转型的唯一参照系，因此认为经济转型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这一观点起步较早，是对经济转型最为传统的认识。但是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完善，以及这些地区经济的逐渐发展，经济发展的参照系以及发展的目标也会有所改变，因而，对经济转型的认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提高经济的附加价值，改变长期依靠资源和土地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目标。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今天，如何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实现对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全球化促进国内经济的高层次发展，也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主要任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转型就不应再局限于经济体制转型的视角上，而是要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自生能力，进而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由此，综观中外学者对经济转型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经济转型是一种大规模的变革，是某个国家或地区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而对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乃至经济制度等进行的重大变迁，即使是狭义认识下的经济转型，也是为了解决采用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转型。第二，应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理解经济转型。经济转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时采取的应对之策，因此，必须从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实际出发，提出经济转型的目标或路径，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也是保证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第三，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需要不断的摸索和深化。从1978年进行经济转型以来，中国没有采取“华盛顿共识”的普遍做法，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渐进式转型之路，并成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案例。但是，当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如何再次通过经济的成功转型，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增长“降落”后的平稳持续发展，仍需要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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