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6年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脱欧派”以51.9%的选票出乎预料的胜出，一时间震惊世界。虽然英国国内至今仍有反对脱欧的声音，但新任首相特蕾莎·梅已在2016年10月的保守党年度大会上宣布英国将在2017年3月启动脱欧进程，并且欧盟方面对英国也保持强硬态度，决心要让英国付出脱欧的惨重代价，以儆效尤，遏制欧盟在2017年可能会面临的土崩瓦解之势①，因此，英国与欧盟的分道扬镳看似已经不可避免。对中国而言，英国与欧盟都是中国主要的国际经贸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战略在欧洲方向的重要支点，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分手闹剧与中国利益攸关，因此，我们当前急需深入地研究“英国脱欧”将如何影响中国利益以及如何影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以未雨绸缪，规避风险，把握机遇。
“英国脱欧”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但由于时间尚短，学术界严谨的研究成果仍比较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政治学领域，已有的少量研究主要集中于这次事件背后动因的分析和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两个方面：在“英国脱欧”原因的研究上，Menon & Salter（2016）认为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英国内部不同党派之间、英国不同经济阶层之间长久以来的矛盾和分歧，都是阻碍英国融入欧洲一体化，并铸成“英国脱欧”的重要原因。Jensen等（2016）认为“自由政府间主义”的理论在分析政府偏好形成时，低估了政治因素，高估了经济因素；政党对英国脱欧公投的影响要大于利益集团，后者在公投前倾向于留欧。Seaton（2016）则从媒体社会影响力的角度，提出英国在伦敦等主流城市之外偏远地区本地传统媒体的长期缺位，以及tweeter、Facebook等互联网媒体意见领袖的崛起等都是“脱欧派”取得公投成功的直接原因。冯仲平（2016）认为“英国脱欧”背后是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力量的增长。林德山（2016）认为在英国方面，脱欧公投显示出了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趋势，是英国社会分化的表现。蒙克（2016）利用2013年国际社会调查数据发现，决定英国公民“脱欧公投”决策的最主要因素是个体具有的技能专有性，而非社会地位和反移民倾向，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导致欧盟内一些移民接收国的专业型技能劳工失业后再就业难度增加，进而在就业保障水平最低的英国促成了“最激烈的爆发”。在“英国脱欧”的影响研究上，已有的成果主要关注“英国脱欧”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如Oliver等（2016）研究了“英国脱欧”对美-欧、美-英关系的影响，认为受到共同利益、机构联系、领导人承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并不会破裂，但是“英国脱欧”增加了美国的压力，可能会改变跨大西洋关系的走向。金玲（2016）认为“英国脱欧”不仅使英国面临政治、社会分裂，削弱了欧盟的软硬实力，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还将对大西洋关系、欧俄关系产生影响，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有少量研究预测了“英国脱欧”将给英国和欧盟的经济带来多大程度的冲击，如Boulanger等（2015）对“英国脱欧”的经济后果进行测算后发现，考虑到英国脱离欧盟市场的贸易便利化损失，英国每年的福利损失将高达140亿欧元，欧盟28国每年的福利损失更是将高达404亿欧元。
总的来看，虽然学术界对“英国脱欧”展开了大量的讨论，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都是来自于政治学领域的定性研究，对“英国脱欧”经济影响的研究严重不足，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更加匮乏。鉴于此，本文借助GTAP模型②对“英国脱欧”引起的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之间关税水平的变动进行了数值模拟，以研究“英国脱欧”这一重大“黑天鹅”事件将会如何影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本文认为“英国脱欧”对“一带一路”的影响机制主要通过以下三个路径实现：第一，在宏观经济层面，“英国脱欧”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将会改变这些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合作能力；第二，在产业层面，“英国脱欧”有可能引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产业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进而对各国间的贸易与投资活动方向产生影响；第三，在中国对外贸易层面，“英国脱欧”不仅会直接冲击中国与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对外贸易，还可能会间接影响我国与其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合作。此外，已有研究大多笼统地预期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之间关税壁垒的重新竖立，将会产生对第三方国家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有利于其他国家（如中国）与英国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国际经贸联系，提升其对英国和欧盟的贸易规模，本文的贡献则在于我们实证计算了“英国脱欧”对第三方国家可能产生的“贸易利好”，以及对英国和欧盟可能造成的“贸易损失”到底有多大，这不仅是对现有文献的有力补充，也能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二、GTAP模拟方案
关于“英国脱欧”将如何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本文假设：“英国脱欧”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外部约束，主要通过改变“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外部环境来体现其影响力；“英国脱欧”只改变英国与其他欧盟国家相互间的进口关税税率，不考虑其他经济因素的变化；考虑到英国与欧盟可能会就脱欧后的关税水平进行谈判，重新确立合作方式，为了观察不同关税水平下模拟结果的变化情况，本文根据关税减免程度分两种方案进行讨论：方案一，假设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间关税水平将在英国正式脱欧后上升至目前欧盟对外平均关税水平；方案二，假设英国与欧盟将签订关税优惠协定，相互间关税水平是方案一的一半。
本文的生产要素分类采用土地、非技术劳动力、技术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5种基本要素分类方式。本文根据GTAP产业部门与HS编码的对应关系③，结合欧盟关税特点，采用资源密集产业分类法将产品部门划分为以下6组：农业、食品加工业、资源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产业和资本密集产业，具体的划分见表1。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具体国家和地区范围尚无定论，本文采用最广泛的地理范围，将中国与欧盟之间水陆贸易沿线的所有亚洲国家和印度洋沿岸的非洲国家都纳入“一带一路”战略所覆盖的区域范围。本文还将GTAP（第8版）数据库收录的129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以下7组：中国、英国、美国、低收入欧盟国家、高收入欧盟国家④、“一带一路”非欧盟国家、其他国家和地区，具体划分见表2。
本文选择“关税”作为冲击变量，不考虑技术贸易壁垒及其他非关税壁垒的变化，并保持GTAP模型的基本经济学假定。在关税目标税率的设置上，假设只有英国与欧盟国家（含“低收入欧盟国家”和“高收入欧盟国家”两类）间的相互进口税率发生变化，其他关税税率均保持原有水平。本文结合GTAP模型模拟时对产品部门分类的实际需要，对WTO公布的2016年度欧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税水平进行分大类的算术平均，将其作为方案一下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相互间关税税率的目标值，方案二下两者的关税目标值设定为方案一下的一半。具体关税税率值的设定如表3所示。
三、模拟结果及分析
由表4可以看出，从“英国脱欧”对世界各国（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来看，不管关税水平是处于方案一还是方案二的设定下，GDP、出口、进口、贸易条件和福利的变动方向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其中英国、“低收入欧盟国家”和“高收入欧盟国家”表现出明显的负向变动，而中国、美国、“‘一带一路’非欧盟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均表现出正向变动。由此可见，“英国脱欧”事件对当前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的总体影响是有利的，对当前欧盟成员国的影响则是不利的。在负向变动的国家和地区之中，各项指标的绝对值均表现为英国最大、“低收入欧盟国家”最小，“高收入欧盟国家”居中，这表明“英国脱欧”风波中最受打击的正是英国本身以及与其经贸联系最紧密的欧盟内高收入伙伴国。在正向变动的国家和地区之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方案一的结果中，“英国脱欧”所带来的“英欧贸易”关税上涨的直接效应就将使中国GDP规模上升0.14%，出口增加0.13%，进口增加0.18%，贸易条件改善0.05%，福利净增加10.3亿美元。
就“英国脱欧”对“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影响而言，表4所示的结果表明“英国脱欧”对“一带一路”战略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的非欧盟国家都将从中受益，而且低收入欧盟国家受损也非常有限，净福利损失仅约为700万美元。此外，英国和欧盟在分手闹剧中的两败俱伤可能会打消其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疑虑，为振兴经济，其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上“向东看”，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这为中国主导“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地区的迅速推进创造了外部环境的利好。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意识到，受限于GTAP模型的功能，表4中的结果仅考虑了英国与欧盟之间关税壁垒重新竖立对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将产生的影响，而没有考虑“英国脱欧”可能导致的英国和欧盟政局动荡、市场风险激增、投资信心不足以及经济增长萎缩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存在对“英国脱欧”将对英国和欧盟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的低估。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涵是联通“中国—欧盟”的海陆贸易大通道，以“两端”之间的贸易流量带动“中间”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共同繁荣。一旦英国和欧盟在这场分手风波中受损过重，或者更极端地说“英国脱欧”开启了欧盟解体的开端，那么受损过重的欧盟可能在短期内将无力继续成为带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引擎，欧盟的衰落也势必会导致中欧贸易规模萎缩，“一带一路”战略势必会受到重创。
另外，从不同关税水平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来看，表4中方案一高关税水平表现出更高的影响力，各项指标的值在方案一下基本都表现为方案二下的2倍左右。也就是说，英国正式脱欧之后，英国与欧盟之间关税水平越高，对二者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就越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正面影响也越大。相类似地，在表5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各产业产出变动情况中，同一指标在方案一下的值也与方案二下方向一致，并大致表现为2倍关系，这说明英、欧之间关税水平越高，对各国和地区的各产业的影响也就越大。
从表5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受“英国脱欧”的影响，中国的农业、食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出将会上升，其中劳动密集产业作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产出增加最为明显，这对巩固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成果、为“一带一路”传输发展动力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密集产业和资本密集产业的产出恐将减少，这反映出“英国脱欧”可能会阻碍中国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就英国与欧盟的得失而言，在产出层面“英国”依然是受到负面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其优势产业技术密集产业和资本密集产业，以及关税保护力度最大的食品加工业的产出水平将会大幅缩水，相对的，英国并没有表现出明显比较优势的农业和资源密集产业的产出反而出现了上升，这与比较优势理论是基本一致的，自由贸易更有利于在国家间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一旦失去自由贸易，英国的产业结构将向“逆比较优势”的方向回调。“英国脱欧”对欧盟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各个产业产出的影响，在绝对值上均要小于英国，在变动方向上也有明显的区别。欧盟与英国变动方向一致的主要是资源密集产业表现为上升、劳动密集产业表现为下降，考虑到模型未纳入“英国脱欧”对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英国和欧盟劳动密集产业实际产出的下降幅度可能更大；在农业、技术密集产业、资本密集产业，欧盟则与英国变动方向相反，这可能是由于“英国脱欧”使得原本欧盟在英、欧之间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消失，使得部分产业在两者间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其中以英国相对较有竞争优势的技术、资本密集产业最为明显，英欧贸易壁垒重新竖立导致相互间技术、资本密集产品贸易的减少，必然伴随英国相应产出的减少和欧盟相应产出的增加；比较特殊的是在食品加工业，“高收入欧盟国家”与英国的产出变动方面是一致减少的，而“低收入欧盟国家”则表现为产出增长，这可能是由于“英国脱欧”导致经济下滑进而影响了“高收入欧盟国家”和英国对加工食品的需求，而“低收入欧盟国家”因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加之国内生产替代了部分原本从英国的进口，所以反而表现出产出轻微上涨，这在模拟结果中都得到了验证⑤。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非欧盟国家”除了资源密集产业产出可能会出现下降，其他各产业产出都将呈现上升趋势，而其中上升最为明显的是劳动密集产业，这些国家大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说“英国脱欧”为其利用自身禀赋优势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为中国将部分劳动密集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更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转移提供了契机。
下面进一步分析中国分产业和贸易对象的进出口变化情况。从表6来看（仅以方案一的结果为例），在出口方面，除了对英国的出口会出现大幅上升（6.74%），对其他国家均会出现小幅下降，降幅最大的是“低收入欧盟国家”（-0.39%），其次是“‘一带一路’非欧盟国家”（-0.32%），中国出口总额表现为上升（0.13%）；在进口方面，中国对美国（-0.11%）和“其他国家和地区”（-0.04%）的进口可能出现小幅下降，对英国、欧盟和“一带一路”沿线非欧盟国家的进口则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对英国进口增幅最大（3.59%），其次是“高收入欧盟国家”（0.81%）和“低收入欧盟国家”（0.67%），进口总额表现为上升（0.18%）。可以看出，“英国脱欧”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最主要表现在与“英国”贸易的变化，得益于“英国脱欧”的贸易转移效应，中英贸易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密。
其次，从表6来看中国各产业进出口的总体变化情况，除资源密集产业的出口会出现下滑（-0.28%），其他各个产业的进口和出口都将出现上升。中国上升最明显的是劳动密集产业的出口（0.42%）和进口（0.32%）。值得关注的是，总进口增长的幅度要大于总出口增长幅度，其中技术、资本密集产业的进口均表现出比出口更明显的增长。
再者，通过表6观察中国各产业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变化情况。表现最突出的是中国对英国的出口除了资源密集产业出现下降（-1.01%），其他产业均表现为大幅度上升，其中食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产业对英出口增长均有望突破10%，而农业、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增长也可能在5%以上。另外，中国食品加工业对“低收入欧盟国家”（0.73%）、“高收入欧盟国家”（1.20%）和技术密集产业对“高收入欧盟国家”（0.01%）的出口也有小幅上升。但是除上述情形之外，中国的出口均表现为负向变动。这说明“英国脱欧”虽然对中国大多数产业的出口总体表现为有利影响，但是这些有利影响的来源主要集中于对英贸易和小部分对欧盟贸易，“英国脱欧”实际上使中国对除英国和欧盟以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受到了普遍的负面冲击，这可能是由于“英国脱欧”所创造的出口机遇使部分中国企业将对其他地区的出口转移向了英国和欧盟。
就中国各产业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变化情况而言，中国各产业对英国的进口增长最为明显，均超过2%；各产业对“高收入欧盟国家”的进口增长均在0.5%以上，其中农业和劳动密集产业的进口增长超过1%；各产业对“低收入欧盟国家”的进口增长均在0.4%以上，其中农业和劳动密集产业的进口增长接近1%；各产业对“‘一带一路’非欧盟国家”的进口也都表现为增长态势，其中农业和劳动密集产业的进口增长在0.1%以上。从中国进口贸易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英国脱欧”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不管是从各产业总体增长情况，还是从各产业对各地区的增长情况来看，中国农业和劳动密集产业的进口增长都是最明显的。
综上，“英国脱欧”可能会通过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产业规模结构以及中国各行业的进出口贸易进而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总的来说，“英国脱欧”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发展进、出口贸易基本属于利好的消息，特别是对中英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来说更是重大利好，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全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使用GTAP模型对“英国脱欧”事件将导致的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税壁垒重新竖立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并分析了其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可能产生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从宏观经济指标的模拟结果来看，“英国脱欧”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宏观经济环境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并且这些影响随着英国与欧盟之间关税水平的上升而扩大。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的非欧盟国家的各宏观经济指标均表现出增长趋势，但是英国和欧盟的各宏观经济指标则均呈下降趋势，这就提醒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要关注“英国脱欧”对不同区域产生的不同经济影响，因地制宜地制定合作政策，既要防范英国和欧盟国家经济下滑给“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进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也要把握住“一带一路”沿线其它国家将从“英国脱欧”中受益的机会，提升对其贸易投资合作的规模和水平，助力其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来。
第二，“英国脱欧”为“一带一路”沿线非欧盟国家的劳动密集产业创造了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沿线的非欧盟国家普遍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英国脱欧”能够刺激这些国家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出增长，而这种产出增长则可能会增强其对外国投资的需求，这就给我国传统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优势企业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平台开展对外投资活动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
第三，“英国脱欧”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扩大贸易往来。模拟结果显示，“英国脱欧”有利于中国出口增长，尤其是对英国出口增长显著。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对英国、欧盟和“一带一路”沿线的非欧盟国家各产业的进口也都有所增加，这说明“英国脱欧”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经贸联系创造了机遇，有利于未来在更广泛的领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
注释：
①意大利总理伦齐宣布宪法改革全民公投时间确定为2016年12月4日，届时意大利可能即英国之后第二个公投脱欧；2017年欧盟的“双核心”德国和法国也将改选换届，2017年可能会成为欧盟的终结之年。
②GTAP是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一种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它基于各国投入产出表和WTO的各国对外贸易统计数据，通过分析冲击变量对产业部门、生产要素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对某一事件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模拟预测。目前，GTAP模型已成为研究国际贸易政策，特别是跨国自由贸易协定经济效应的最主流分析工具之一。
③Hutcheson，Thomas. HS2002-CPC 1.1-ISIC，Rev3-GTAP Concordance，GTAP.2006.
④“低收入欧盟国家”为2015年人均GDP在2.5万美元以下的欧盟国家，“高收入欧盟国家”为2015年人均GDP在2.5万美元以上除英国之外的欧盟国家，欧盟内部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极大，且“高收入欧盟国家”主要集聚在西北欧，与英国的经济往来要比集聚在中东欧的“低收入欧盟国家”更为紧密，因此，面对“英国脱欧”风波的冲击，其抗风险能力可能会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由于马耳他人均GDP数据只更新到2013年度，本文采用其2013年人均GDP参与分类，其他国家均为2015年数据。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⑤在模拟结果中，“欧盟低收入国家”食品加工业从英国的进口在方案一下减少了43.90%，在方案二下减少了21.89%。
参考文献：
冯仲平.2016.英国脱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7）.
金玲.2016.英国脱欧：原因、影响及走向[J].国际问题研究（4）.
林德山.2016.英国退欧公投的政治影响[J].欧洲研究（4）.
蒙克.2016.技能专有性、福利国家和欧洲一体化——脱欧的政治经济学[J].世界经济与政治（9）.
Boulanger，P.，Philippidis，G. 2015. The End of a Romance？A Note on the Quantitative Impacts of a“Brexit”from the EU[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66（3）：832-842.
Jensen，M. D.，Snaith，H. 2016. When Politics Prevail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Brexit[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24（9）：1302-1310.
Menon，A.，Salter，J. P. 2016. Brexit：Initial Reflections[J]. International Affairs，92（6）：1297-1318.
Oliver，T.，Williams，M. J. 2016. Special Relationships in Flux：Brexit and the Future of the US-EU and US-UK Relationships[J]. International Affairs，92（3）：547-567.
Seaton，J.2016.“Brexit and the Media.”Political Quarterly，87（3）：333-337.
作者简介：王原雪（1986-），女，江苏淮安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张晓磊（1990-），辽宁朝阳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张二震（1953-），江苏丹阳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