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震:论新形势下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作者:来源:发布时间:2015-08-12 浏览量:19

来源:经济管理

        摘要:目前,与中国经济一样,全球经济均进入到“新常态”发展的过渡阶段,在此背景下,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牛鼻子”的开放型经济呈现“乏力”现象,开放型经济亟待提升发展水平、重塑新的动力机制。其中,顺应新趋势,抓住新机遇,推出新举措是关键。从国际层面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服务贸易成为当前全球竞争合作重点、投资贸易更加便利化和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竞争更加白热化等四个新变化,从国内层面看,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更加注重促平衡发展、更加积极主动等三个政策取向,以及发展模式出现的线上线下融合、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融合、服务业投资与制造业投资融合等三个融合,尤其是上海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以及新一轮“走出去”等,既是中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新趋势也是新机遇。在上述新趋势和新机遇下,“新常态”过渡期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需要有新的战略目标,而通过突出打造新高地、培育新主体、发展新方式、制定新政策等则是实现战略调整,从而培育出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新趋势,新机遇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中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变迁及经济效应研究”(2014T70165)。

        一、问题提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提出,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中国必须从以往依托传统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向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方向转变,为此,我们必须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相互促进;必须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有序自由流动,以及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必须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更好地结合起来等等(廖富洲,2014)。当前,和中国经济一样,全球经济均进入到“新常态”过渡发展时期。全球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低于预期、产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全球贸易增长更为迟缓等是全球经济在这一过渡时期具有的突出特征。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将会表现出的突出特征为,从以往依托低端要素和廉价劳动力的传统增长模式,向经济形态更加高级、分工形态更为复杂、经济和产业结构更趋合理的发展阶段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从以往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向中高速增长发展变化;经济增长方式从以往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从以往的增量扩能为主向存量调整方向转变;经济增长动力要从以往传统的增长点向新增长点转变(顾海良,2015)。面对世情和国情深刻变化,目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表现出“乏力”现象,比如近年来外贸增速已从以往超高速陡降到低速,甚至低于GDP增速。因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开放型经济,进一步推动并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重塑开放型经济发展动力,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至于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寻找新的动力源泉,关键是要厘清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趋势,抓住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明确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新内涵,以及推出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新举措。

        二、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趋势和新机遇

        从国际层面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服务贸易成为当前全球竞争合作重点、投资贸易更加便利化和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竞争更加白热化等四个新变化,从国内层面看,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更加注重促平衡发展、更加积极主动等三个政策取向,以及发展模式出现的线上线下融合、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融合、服务业投资与制造业投资融合等三个融合,尤其是上海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以及新一轮“走出去”等,既是中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新趋势也是新机遇。对此,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1.国际层面呈现四个新变化

        一是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反思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不利变化,更加重视区域合作,意图维持和重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贸易规则新体系。在此背景下,区域一体化进程呈加速发展之势(汪洋,2013)。以TPP和TTIP两翼为基本格局,美国力图推进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欧盟则正在不断实现一体化制度完善的安排。具体到中国而言,也在努力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所涵盖的16国谈判,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等等。据WTO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1月,全球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总数已达583个,较2012年1月新增72个。

        二是服务贸易成为当前全球竞争合作的重点。制造业的“全球化”和“碎片化”是当前全球分工和生产体系的重要特征和演进趋势。而在此背景下,服务不仅成为“链接”各生产区段的重要载体,其本身正日益成为价值链增值的主要阶段和环节,包含标准制定、研发设计、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以及品牌构建等。WTO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服务贸易增速是货物贸易增速的2倍,服务贸易占货物贸易总额之比也从1980年的不足10%攀升至2013年的24%。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调整中,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UNCTAD,2013),充分说明了服务贸易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化。全球贸易竞争焦点将从传统的货物贸易为主,逐步转向以金融、保险、技术服务、商务服务等服务贸易为主。而从全球贸易规则变化趋势来看,也正在由货物贸易谈判转向服务贸易谈判。

        三是投资贸易更加便利化和自由化。无论是当前历经坎坷的多哈回合谈判,还是以TPP、TTIP为代表的区域安排,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都是重要内容。全球金融危机后,多数国家继续并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加强投资促进政策。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出台的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新政策,就多达67项,其中,与2010年相比,2011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性政策已经从之前的逾百分之三十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二十。中国设立的上海自贸区,也是重点聚焦金融开放、贸易便利、投资管理、事中事后监管四大领域先行先试,推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其中,在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中,一个较为明显的态势就是不断推进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和准入前国民待遇。

        四是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且竞争更加白热化。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虽时过近6年,但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重创及其后续影响却远未结束,经济不振至今仍是挥之不去并难见尽头,进而国际市场需求低迷仍将持续。受其影响,目前全球经济从低端到高端均呈现空前的白热化竞争态势。从全球产业的低端领域来看,目前许多更具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经济竞争中来,力图通过加大实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带动本国经济走出疲软的圈境。而从全球产业的高端领域来看,由于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经济周期规律作用的结果和必然,实体经济中的问题是其深层次的根源所在,基本上已成学术界的共识,因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世界经济若要真正从危机冲击的阴霾中彻底走出来,唯一的出路就在于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上实现突破。在此背景下,努力实现在工业技术革命方面的新一轮发展和本质上的突破,实现制造业的大发展,努力在全球产业竞争中攀升并占据高端,从而尽早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不仅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主要战略方向,期待着能够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和产业竞争格局的调整及重构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弯道超车”,同样是新兴经济体的愿景。世界各国攀升产业“高地”同样进入白热化竞争阶段。无疑,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既是新趋势,同时也蕴含着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

        2.国内层面突出三个政策取向

        一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新一轮的开放将更加注重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着力破除制约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裴长洪等,2014),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高地,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目前珠海横琴、深圳前海、以及上海自贸区等已经在这方面开始了探索,重点在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投资贸易发展方式、转变金融经营监管方式、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推进制度创新,建立融入全球新格局新规则的“倒逼”机制,在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互动互促中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二是更加注重促平衡发展。这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实现平衡发展,换言之,就是要在保持出口贸易稳定增长的同时,要不断扩大进口贸易的发展,尤其是要扩大关键核心零部件、关键的能源资源、以及关键的技术设备等重要商品的进口。第二,“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平衡发展,即在全面提升利用外资质量与水平同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推动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第三,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平衡发展,即在保持货物贸易出口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服务出口贸易的大发展,在“中国制造”的基础上,努力打造和实现“中国服务”和“中国创造”等发展新目标。第四,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平衡发展,即在进一步稳定和扩大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着力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

        三是更加积极主动。第一,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透明度,形成更加适应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所需的制度、规则以及标准。尤其是拓展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推进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贸易等结算中要加大民币的使用,人民币的可兑换要在资本项下逐步实现自由化。第二,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贸易规则谈判和制定,争取签订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第三,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国际贸易规则以应对贸易摩擦,由先前的被动防守逐步向有攻有守、攻守兼备转变。显然,政策取向上的变化对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带来重要发展机遇。

        3.发展模式方面呈现三个融合

        一是线上线下融合。伴随网络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电子商务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已然成为对外贸易发展新趋势。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加快发展,对于对外贸易产业链的重构,对于推动外贸综合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对于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都有着极为关键的意义和作用。根据跨境电商平台eBay集团发布的《2013年大中华区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产业地图》显示,近年来中国开放型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正日益成为大中华区的电商出口中心。这一变化说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通过互联网突破了传统外贸销售模式的制约,将出口产品直接销给全球消费者,从而成长为推动外贸发展的新锐力量,并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外贸新增长点。

        二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融合。伴随着中国货物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由此产生的对研发设计、技术服务、金融服务、以及管理咨询等生产者服务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带动与此相关的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近年来,在中国货物贸易总体稳定发展的同时,服务贸易呈迅猛增长态势就是其典型表现和结果。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服务贸易占同期对外贸易的比重已达12.97%,而在服务贸易行业分类中,与货物贸易关联密切的会计、管理咨询等其他商业服务发展较快。当然,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也将推进相关货物贸易转型升级,这一点已被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戴翔等,2013)。应该说,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三是服务业投资与制造业投资融合。近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参与全球分工逐步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转变,从而对低端制造业吸纳的需求和容量呈不断下降趋势,但中国服务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外资企业更加注重推动现有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投资具有更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环节和研发设计、交通运输、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等生产者服务领域,注重整合技术、品牌、营销等高端的无形要素,服务业领域的扩大投资与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相互促进。基于发展模式的创新,显然有利于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因而新趋势也即新机遇。

        2.把培育综合服务体系作为激活市场活力的主要着力点

        结合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全力打造开放型经济综合服务体系,特别是“政府、中介机构和企业”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要加快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要从之前的“强主导”转变为“强服务”(洪银兴,2014)。实际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和主要作用,为此,强政府所需要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如何才能促进共同富裕,如何才能保障公平竞争,如何才能维护市场秩序,如何才能加强市场监管,如何才能推动可持续发展,如何才能弥补市场失灵等重大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其本质是资源配置,因此,不能仅仅着眼于增长速度的快慢,而应该看管理是否有效率、是否公平,是否可持续。市场的不健全和机制扭曲,根子是在政府干预太多,因此,改革首先是要政府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为此,学习借鉴新加坡、香港等地成熟的国际经验,引导各级政府积极建设各类综合性服务平台,为外经贸企业提供商贸配对、市场咨询、创意交流等公益性服务,帮助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此外,政府还应该出台全力支持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的有效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支持引导各类贸促说明书、行业中介组织利用自身优势,为企业提供财务、知识产权、法律、商业事务调解、管理决策的咨询、风险评估和预警等方面的服务。三是大力扶持各类平台类企业发展。鼓励金融、物流、咨询、代理等各类提供专业服务业和配套服务业的平台类企业发展。鼓励平台类企业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包括报关、商检、物流、金融、退税等在内的所有外贸供应链服务,帮助中小外贸企业降低成本、提升外贸竞争力。

        3.把金融创新作为政策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新形势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由传统的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而通过金融创新,或者说要依托金融创新,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创新驱动的发展需要。通常而言,实现创新驱动的核心是要依托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或者说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有大量的前期投入尤其是优质资产的投入,也就是说,有赖于优质金融资产的支撑。因此,在新一轮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创新的主要着力点应置于创新金融方面。为此,一是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支持服务。探索和建立具有开发功能的金融机构,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和政策性保险机构等重要融资平台和保障平台,为中国开展企业境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提供各类服务。鼓励企业积极利用境外银行、股票、债券、信托等各种融资平台筹集资金。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创新企业的金融服务,努力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特别地,要积极支持和鼓励各种支付机构、银行机构等金融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有效服务。二是在外汇管理方面要进行大胆和有效的尝试性改革试点探索。特别是在有条件的地区,要做到适应市场采购的贸易方式,就是要不断积极探索和完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尝试,这种改革尝试,包括加快研究个人跨境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所可能适用的办法和措施,以此加快推进人民币在跨境业务中的使用和国际化发展。

        4.把服务业作为扩大开放的主要着力点

        客观而论,开放型经济使得中国制造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也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但服务业发展则相对滞后,国际竞争优势则明显不足。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后,面临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开放型经济正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近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表现出的“乏力”现象就是明证。因此,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如何切实有效地推动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为开放型经济注入和释放新的动力、活力,已经成为事关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最紧迫课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思路之一就是扩大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一方面,伴随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的深入演进,不断扩大服务业开放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和趋势,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因此也越来越成为全球各国竞争的“高端”领域,而融入全球服务业和发展服务贸易的能力,也越来越成为一国和地区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竞争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因此,借鉴制造业开放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来拉动服务业发展和竞争优势的培育,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不仅是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和方向,也是顺应全球经济大势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带动下虽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总体而言,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面临着发展先进制造业进而攀升全球产业链高端的迫切需求。而基于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来看,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发展方式具有重要影响,或者说,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进而不断攀升全球产业链高端,有赖于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支撑和引领。然而,当前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却遭遇“供求”双约束,呈低水平均衡,其支撑和引领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明显不强。而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契机,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借助“外力”来突破服务尤其是高端生产者服务供给不足约束,是帮助制造业摆脱缺乏技术创新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等被动局面,进而促进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为此,一是放宽服务业的投资准入。全面梳理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中的“玻璃门”现象,积极推进金融等服务部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准入限制。二是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要切实提高新兴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比如要着重促进文化创意、信息技术、商业服务、中医药服务等服务业领域的大发展,推动金融、分销、咨询以及研发等新兴服务业行业的大发展。

        5.把负面清单列表作为外资审批和管理制度的主要改革着力点

        所谓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主要是指政府规定清单上的禁区,即哪些经济领域不能对外开放,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可以对外开放的一种管理模式。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推行,实质是适应高标准全球经济规则的表现和探索,是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保障。基于上述意义而言,在新一轮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应把负面清单作为外资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为此,一是在条件成熟的部分地区试点外资审批体制改革。全国其他各地区要充分学习借鉴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积极推动下放省级对涉外审批事项的权限,与此同时,探索在部分条件成熟和条件允许的地区,积极进行探讨外资管理模式改革的先试先行,即对外资进行备案式审批和清单化管理。对当地本级审批权限范围内的外资项目,探索“快速审批服务”+“负面清单管理”+“正面清单引导”的外资准入发展机制。二是加快审批权限下放。对涉外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清理,积极推动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权限进行下放。

        6.把“三互试点”作为推进贸易便利化的主要着力点

        所谓“三互”,主要是指关检双方对陆运车检场海关、检验检疫的场地布局进行改造完善,双方共用进出场卡口,打破车检场内海关与检验检疫之间的界限,海关、检验检疫共同管理车检场,共享一个卡口系统数据,以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目前,“三互试点”在中国某些开放型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已经颇见成效。例如,广东东莞地区率先开始陆路通关“三互”改革,寮步车检场成为全国首个该类试点单位。该政策将惠及东莞上万家进出口企业,车辆通关时间将大大缩短。再如,2014年江苏省委和省政府制定并下发了《江苏省口岸管理部门“三互”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连云港开展口岸管理部门“三互”工作试点等。把“三互试点”作为推进贸易便利化的主要着力点,对于进一步提升贸易发展的水平和潜力,有着极为关键的重要作用。而要加强和加快推进实现管理口岸相关部门的监管互认、信息互换、执法互助,一方面,要尽快完善口岸管理体制,使之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物联网技术,推动形成协同高效的一卡通平台,积极借鉴国际上运营较为成功的单一窗口管理模式,使得包括工商部门及税务部门在内的各有关部门能够在一体化平台上协同运作。

        7.把创新贸易方式作为培育竞争新优势的主要着力点

        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传统外贸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亟待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从而促进外贸转型升级。其中,平台建设至关重要。通过构建贸易发展平台来引导和推动外贸企业创新贸易方式,拓展国际市场,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探索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与电子口岸建设和跨境电子商务的试点进行有机结合,在出入境检验检疫方面、在税收管理方面以及在外汇管理方面等等要做到手续精简、部门配合等等。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大力支持专业市场进行电子商务营销配送网络的搭建,大力支持中小外贸企业在开拓国内外市场中充分运用电子商务的功能,积极培育和打造出一批功能良好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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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金京(1982-),男,江苏吴江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张二震(1953-),男,江苏丹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戴翔(1980-),安徽长丰人。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与中国产业发展。

来源: 《经济管理》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