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后20年左右的上海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统计表上，“制贩运毒品”一栏都是空白。肆虐上海的百年沉疴——烟毒终于成为历史。
但在此之前，二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受毒品之害尤为深重。从上海进口的鸦片居全国各口岸之首。这里，曾经是鸦片交易及集散中心。
■ 孙建伟
“烟气若瘴，烟毒若蛇”
二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受毒品之害尤为深重。
从上海进口的鸦片居全国各口岸之首，上海成为鸦片交易及集散中心。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已遍布1700多家大小烟馆。20世纪初，上海的鸦片店多于米铺，烟馆多于饭馆。“上海烟馆甲于天下，铺设雅洁，茗碗、灯盘，无不精巧。眠云阁其最著也，窗牗挂落，雕镂极工。他如南诚信、北诚信以轩敞胜，醉乐居、永恒昌以酒肴两便胜……午夜两市，竟同潮汐依时而来，人气烟香，迷蒙似雾……烟气若瘴，烟毒若蛇，杀人如麻……”这是清代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的一段话。“甲天下”这个词很震撼，当时的上海，竟然以烟馆闻名，禁毒迫在眉睫。
上海卜内门公司（今四川中路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所在办公楼，公司以生产纯碱和化肥为主）创办人、英商李德立支持中国民族复兴，竭力主张禁绝鸦片。在1908年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上，他提出一年或更短时间内关闭租界全部烟馆。美国牧师迈尔斯也呼吁：如果烟土行继续经营的话，成千上万的人都要永远沉沦了。而工部局的方案是分期关闭，视情再论。直到1909年上海召开万国禁烟大会后，工部局才迫于不断加大的舆论压力，颇不情愿地关闭了租界内烟馆。然而，紧接着出现了更荒唐的一幕：小鸦片商无法卖掉存货，反而被几个鸦片巨头包圆，搞出一个很有实力的“上海烟土联社”。
1908年后，由于中国政府实行严厉的禁毒政策，公共租界中原有营业执照的烟馆纷纷打烊，却被低等和地下烟馆“燕子窝”“花烟间”找到了生存空间。八仙桥一带的“法租界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周边中华里、宝裕里、宝兴里等“脱颖而出”，那些生活条件较差却又追求感官刺激的草根阶层成为支撑这个行业的“铁杆”。当然，真正使法租界烟毒猖獗的实力人物还是公董局、军阀和青帮黑社会。经“中华国民拒毒会”调查曝光的郑协记、三兴等30余家烟土行受到公董局的庇护，也是因为忌惮他们与黑社会扯不断的关系。
官黑沆瀣，禁烟常成笑话
1916年8月中旬某日，下午1时许，上海地方检察厅、监督公所、护军使署、市政当局和江海关等相关机构派出人员，加上《字林西报》记者齐聚海关码头。在他们的监督下，江海关工作人员指挥搬运工将查缉的烟土扛上在此等候的海关巡逻艇“流星号”，把烟土装在舱底，舱板漆印封固，水手佩枪执守。然后，众人登上巡逻舰，驶向吴淞口外黄浦江、长江、东海三水相汇的深水区域，把打包烟土绑上坠重石块丢入水中沉底。类似作业分批进行，一直延续到9月下旬。
1919年1月17日，在社会各界代表的关注下，又举行焚土大会，浦东陆家嘴的一座汽窑在朔风中燃起团团浓烟，刺鼻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散，连续烧了三天三夜。接着，江海关先后几次在汽窑焚烧烟土、吗啡、可卡因和海洛因。
上海的禁烟禁毒声势不可谓不浩大，但因“官（方）黑（社会）沆瀣”，浩大的声势常常成为笑话。
1925年4月底，法租界与杜月笙谈判，法方提出对方支付3.5万元“封口费”，允许他们开五个鸦片商店和一个仓库，但杜坚持在十天试营业后再付。6月初，双方达成协议，杜承诺营业三个月后一次性付给法方14万元，而后每月付给8万元，一箱鸦片从卸货到仓库250元，一个烟馆月付500元。
从此，三鑫公司的鸦片运货车牌号事先交给法租界警方，法租界警务首脑费沃利月入毒品利润回扣2%。杜月笙则当上了公董局华董。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双赢”。久而久之，警务系统渐渐被毒品交易渗透。后来，杜月笙甚至还成了上海禁烟委员会委员。他的核心帮会成员也进入禁烟管理圈。禁烟真的成了一个笑话。
一场大张旗鼓的禁烟禁毒运动
对毒品深恶痛绝的上海市民以极大的动力展开禁毒运动。1934年11月开始对瘾君子强行登记，已经挂号而未登记的，处以50到300元法币罚款。翌年，登记力度加大，不主动登记者将可能坐牢。1936年，由三家具有戒毒资质的医院对大约1.6万瘾者实行强制戒毒，直至获得戒烟执照，6个月后再次核查。
1934年2月，当局宣布“新生活运动”，其中包括了禁烟“六年计划”，通过注册和发给许可证逐渐减少鸦片吸食者，1940年前禁绝鸦片吸食者。
上海市警察局发起了一场检举烈性毒品的群众运动。宣传、调查和缉捕三条线同时进行。海报、传单、广播、电影、报纸广告、演讲动员、教育展览馆等，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公开宣传手段。市民自发**，在广场演出禁毒话剧。人们把日本侵华和民族危难归结为烟毒泛滥，其中一句著名口号“烟毒一日不解决，国家必一日不可救药”响彻全国。警察查访烟馆，并对重点户籍人口上门宣讲劝告。最后是地毯式清查。先后有5600多名吸毒者被强制送往戒毒医院。在这过程中还发现了在上海贩运鸦片的日本和朝鲜浪人。
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禁烟禁毒运动，最初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社会面貌为之一变。1937年，全国已有1000余家戒烟医院和戒毒所、400多万名吸毒者登记在册。据上海一家戒毒所报告，该所治愈了700余名病人。
但是，一个戒毒周期约为二周，这对戒毒收治还远远不够。况且还有不少漏网之鱼。尽管国民政府颁布《禁烟禁毒治罪条例》，上海市也有肃清烟毒委员会、禁烟协会和“禁烟局”，但在征收高额烟毒税、垄断烟毒买卖面前都变得一文不值。
“钻在泥洞里的蟹也摸出来了”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6月至年底，静安、北站、水上公安分局等相继查获1600余起烟毒案。1950年2月和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限期禁绝制造、贩运、售卖毒品，禁止种植罂粟，收缴民间烟土毒品，对吸食毒品者限期戒除，对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罪犯，按主犯、惯犯以及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上海市委发布《上海市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市民政局拟定了《上海市禁烟禁毒委员会组织规程》等7个草案。
接着，各级公安机关查办大案要案。虹口区中州路安宁里22号大毒犯张润贤等35人率先落网。缴获鸦片和海洛因305两、制毒工具2套、手枪6支、子弹100余发。1950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涉毒案件2100余起，处理涉毒罪犯3800余名。
1952年7月，上海市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和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成立以副市长许建国为主任、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为副主任的上海市肃清毒品委员会。从上海实际出发，对罪犯和涉毒人员处置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确定了逮捕、管制、登记的分类标准。这当是一波“精细化”操作。8月13日凌晨2时到5时，“清毒”大规模集中行动捕获毒犯481名，缴获其他毒品约50两，鸦片310两，制毒机器2部。虽然缴获毒品数量未达预期，但对涉毒犯罪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11月底，战果扩大。全市共查处制、贩、运毒犯13685人，查获鸦片2.36万两，海洛因4900两，没收销毁制毒、吸毒工具6300余件。这得益于群众的广泛参与，有人说，“就是钻在泥洞里的蟹也摸出来了”。同时，公安、海关、边防严查毒品走私和境外毒品输入。1955年后20年左右的上海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统计表上，“制贩运毒品”一栏都是空白。肆虐上海的百年沉疴——烟毒终于成为历史。
（本文参考苏智良主编《上海城区史》、魏斐德[美]《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档案史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