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引擎，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中长期动力。从本质上来看，城镇化是一个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城市文明逐步拓展和传播，从而使得进入城市的人们的素质整体提高，生存条件、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得到显著改善的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发展转型的新阶段。走新型城镇化之路，是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不仅“浓缩”了发达国家较长的城镇化发展历程，而且还将化解世界许多国家城镇化过程已经出现的、中国也可能面临的矛盾和“城市病”难题。因此，可以说新型城镇化道路是适应经济、社会、自然发展规律客观要求的理性城镇化道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面向未来的主动城镇化道路。
一、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特征
（一）新型城镇化成长阶段
1.城市化率与“城市性”
在新型城市化的成长阶段，城市化率与“城市性”有着密切的关联。城市化率反映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深刻影响区域的“城市性”，人口城市化率就高，区域的“城市性”程度也就越高；人口城市化率增长越快，区域“城市性”的提升也就越快。这样，城市化率和“城市性”的双重提升，就是新型城镇化成长阶段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可量度的城市化率也可以作为不可量度的“城市性”的标识，从而反映出新型城镇化的成长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城市化率与区域“城市性”的关联虽然具有正相关性，但两者的变动趋向却不相同。大量的实证表明，人口城市化率的增速具有先高后低的趋势，而区域“城市性”却具有持续提升的趋势。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cham）1975年在研究了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呈S型轨迹，描绘出一条曲线，称之为城市化生成理论曲线，后来被学者们广泛应用，其曲线又简称为诺瑟姆曲线（见图1）。
该曲线将城市化过程划分初期、快速、后期三个阶段，人口城市化率的初期阶段在30%以下，中期的加速阶段在30%-70%之间，后期阶段在70%-90%之间。诺瑟姆曲线基本符合世界城市化的演变趋势，具有较强的可信性。由诺瑟姆曲线可以看出，人口城市化率超过30%以后会快速提升，超过70%以上缓慢上升，超过90%以后一般就不再提升，呈现先高后低的演变趋势，而与其相对应的区域“城市性”，却是不同的变动趋向：在城镇化的中期阶段，人口城市化率会快速增长，但由于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的传统约束，结构转型难度较大，区域“城市性”的提升就比较缓慢；而在城镇化的后期阶段，人口城市化率的增长速度放缓，但由于此时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有很大提升，结构转型会在广度与深度上推进，区域“城市性”仍会持续提升。
城市化率与城市性的相关性特征，是城市化演变的客观规律。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也会是这样的演变规律。至2011年底，我国大陆城镇人口达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51.27%，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走什么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一个必须做出科学选择的重大战略问题。由于我国人口多，人口城市化率的快速提升，意味着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规模相当浩大，对城市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结构转型的影响也特别巨大。因此，认识和把握新型城镇化成长阶段我国人口城市化率的演变趋势，就极为重要。
2.我国人口城市化率演变趋势
关于我国人口城市化率的演变趋势，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和有关学者近年来进行了许多预测和分析，通常都是使用由诺瑟姆曲线推导的logistic模型，预测我国未来人口城市率的峰值水平，以不同的峰值为基准，按类似于S型的轨迹将城市化随着时间的推进划分为缓慢上升、快速上升、又缓慢上升逼近峰值的三个演变阶段，从而计算出每个阶段人口城市化率的增长速度。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看，有四个研究成果最具有代表性：
一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刘勇、刘培林执笔的研究成果，在峰值为80%的情景下，预测我国人口城市化率2015年为51.6%，2020年为56.0%，2025年为60.0%，2030年为63.6%。
二是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简新华、黄锟的研究成果，预测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2015年为53.77%，2020年为59.17%，并认为达到这个水平，我国的城镇化任务就基本完成，此后可能进入缓慢发展阶段。
三是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研究所孙久文等的研究成果，预测我国人口城镇化率2020年达到57.9%，另有15%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初步城镇化的集镇，只有27%左右的农村人口。
四是中国发展基金会题为《促进人口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研究报告提出，中国当前存在着“半城市化”问题，在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前提下，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城市化率可达65%。
国外机构对中国城市化率的预测，具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2007年的预测和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08年的预测。前者预测中国的城市化率，2015年为49.2%，2020年为53.2%，2025年为56.9%，2030年为60.3%；后者预测202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6%，并会出现219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24座5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和15座超25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
将上述5种具有代表性的方案列表2可以看出，各方案的趋向具有一致性，但年度的城市化率却有差异，特别是时间越后，差异越大。其原因在于峰值的确定和城市化速度考虑的差异。而这两点又是预测城市化发展趋势的关键。
事实上，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较长时期人口城市化率的准确预测是不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预测方法所依据的理论是在经验数据上归纳的，具有趋向性，缺乏准确性，如许多学者预测所依据的诺瑟姆曲线原先并没有数学模型，后来出于需要而推导的Logistic模型又取决两个主要参数，而这些参数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估计得来的，很难准确反映未来的演变趋势。二是城市化率的变化取决于一个国家未来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种因素，包括人口、国土面积、自然地理环境、民族、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国家发展战略、宏观政策走向以及国际环境等，而这些因素大多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很难准确预测未来较长时期分年度的人口城市化率。但是，城镇化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反映在人口城市化率的变化上，人口城市化率的峰值和分阶段的人口城市化速度是可以预测的。因为前者与人口、国土面积、自然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等相对稳定的国情有关，加上与本国城镇化历史演变的比较和国际经验的借鉴，具有可预见性；后者尽管与即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有关，具有不确定性，但在预见峰值的前提下，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尤其是分阶段的预测，就能增加预测的可信性。因此，对我国人口城市化率演变趋势的认识，应该把握人口城市化率的峰值和分阶段增长速度这两个关键问题。
关于我国人口城市化率的峰值，除了考虑到我国的大国因素等基本国情外，还应该充分考虑到城市化发展道路向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转型的深刻影响。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本质是提升区域的“城市性”，在人口转移与结构转型并存的格局下，结构转型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在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不断深进的趋势下，城乡差距会逐渐缩小，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与速度都会降低。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因素和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转型，我国人口城市化率的峰值可能会达到发达国家现阶段的平均值。2005年OECD国家人口城市化率的算术平均值为77.0%，我国人口城市化率的峰值大体在75%-80%之间，与三个具有一定可比性发达国家的现阶段水平相比，低于美国，高于日本，与法国大体相当。
关于我国人口城市化率的增长速度，既要考虑达到峰值需要的时间，又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前一个方面看，达到峰值所需要的时间一般应从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的年度算起，即人口城市化率由30%到达峰值所需要的时间。考虑到城镇化的现代背景和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我国人口城市化率达到峰值所需要的时间，比发达国家要短，但也不会太短，大体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1996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为30.48%，开始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按照50年的预测，大体在2045年前后，人口城市化率达到峰值。而此时，我国总人口也会达到峰值，大体为15亿人左右。从后一个方面来讲，考虑到未来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在人口城市化率增长方面所具有的“先高后低”的演变趋势，我国人口城市化率的增长速度是逐步降低的，但降低的幅度不会很大，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下，人口城市化率的增幅会呈缓慢、平滑下降走势。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可对2010-2045年间我国城市化率演变作出大致的预测，分阶段的预测结果和人口城市化率的变动情况列为表2。
（二）新型城镇化的成熟阶段
当人口城市化率达到峰值后，新型城镇化便进入成熟阶段。根据上面的预测，大体到2045年前后，中国新型城镇化化进入这个阶段。
新型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人口转移与结构转型并存的“二元”发展型城市化将会终结，人口转移成为正常的人口流动，以提高人口城市化率为标志的城市化任务已经完成；但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会终止，在新的条件下会出现新的结构转型，区域“城市性”会不断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在新的层次上持续上升。
与成长阶段的新型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成熟阶段的标志已不是提高人口城市化率，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已经结束。由于城乡差距几乎消失，进入城乡相融的时代，会有一部分人口向乡村“回流”，而此时的乡村已是具有高度“城市性”的乡村，这样的“回流”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逆城市化”，而是“顺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的自由选择。由于我国地域广阔，自然地理差异很大，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人口城市化率仍然会有差异，但交通极为便捷，信息化程度很高，局域性的同城化差异基本消失，城市之间、区域间的人口流动已与社会保障的属地性脱钩，是正常的人口流动。
新型城镇化成熟阶段的这些特征表明，城市化发展进入合理化状态，人口分布、城市布局和城市功能的发挥，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无论是局域的单个城市、广域的相邻城市和县域的新市镇、新农村，都构建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自然发展相和谐的城市化体系。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看，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信息化相适应，地区间、城乡间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吻合，“产业-就业”相拉动，以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依据来衡量，城镇化发展完全进入合理化状态。从城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看，城镇化程度与丰富多样的城市性公共品供求相平衡，与城市、乡村的社会发育程度相协调，与政府、社会组织及居民的社会管理能力相适应，区域“城市性”的提升广泛体现在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经济-社会-管理”同步协调，以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依据来衡量，城镇化发展完全进入合理化状态。从城市化与大自然的关系看，无论是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还是东北地区，城市的规模（人口规模、建成区规模和经济规模）、结构（等级结构、功能结构）、密度（城市空间分布疏密程度和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程度）都与自然发展规律相适应，无论是广域性的自然条件还是局地性的自然条件，城市发展都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城市化的“规模-结构-密度”与自然承载力相适宜，以自然发展规律的理论依据来衡量，城市化发展完全进入合理化状态。城镇化发展是世界性的潮流，而城镇化发展的合理性却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我国的新型城市化发展到成熟阶段，这些问题都可以较好地解决，在发展基础极其薄弱的人口大国、地理大国，创造出世界城市化发展合理性的新奇迹。
在新型城镇化的成熟阶段，区域空间仍然存在着城市与乡村两大空间载体，但此时的乡村只是产业结构与自然景观上的乡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上已消失了“乡村性”，生成了“城市性”，在形态上与城市有差异，在本质上与城市无差距，形成了城乡相融的区域“城市性”。到这个时候，中国已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但现代化是没有中止的，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不会停止，在新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迈进，反映在城市与乡村两大空间载体上，是区域“城市性”的不断提升。一方面，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形成更高水平的新的“城市性”，作为区域的现代化中心，又不断地向乡村辐射和传递新的“城市性”；另一方面，进入现代化的乡村既具有持续提升“城市性”的内在因素，又接受城市新的“城市性”的外部辐射和传递，“城市性”程度会不断提升。这样，城乡“城市性”的不断提升也就是区域“城市性”不断提升。与成长阶段新型城镇化时期所不同的是，成熟阶段新型城镇化时期，城市与乡村在经济社会文化上是融为一体的，城乡“城市性”的提升过程既没有空间差，又没有时间差，区域“城市性”的提升会更普遍、更稳定地持续推进。
二、城镇化过程中区域空间结构的三次转型
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城镇化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化。新型城镇化是人口转移与结构转型的并存，随着区域“城市性”的提升，人口转移会逐渐趋弱，结构转型会逐渐趋强，必然会导致区域空间结构的转型与重构。区域空间结构的转型与重构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必须从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展望中国新型城市化之路的前景，研判区域空间结构转型与重构的演变趋势。
（一）第一次转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农村为主导向以城市为主导的转型
人类的文明史是从农猎社会开始的，并且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或自然经济时代。尽管城市的历史也很久远，而且城市是区域的中心，但在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时代，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以农村为主导的，而不是以城市为主导的。到了工业社会以后，由于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作为区域中心的地位逐渐显现，作用不断增强，于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开始以由农村为主导向以城市为主导的空间结构转型。这是城市化推动的第一次空间结构转型，是所有非城邦国家区域空间结构都普遍经历的一次转型。根据世界第一次空间转型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第一次转型发生的标志是：人口城市化率超过20%，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30%；转型完成的标志是：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0%，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10%。2009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为46.6%，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3%，从总体上看，我国当前还处于第一次转型之中。
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由以农村为主导向以城市为主导转型的显著特征，在城市周边地区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布局结构和人的观念与文化的城市化转型，本书第四章对此已作出讨论；在非城市周边的广大县域，是新市镇、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显然，这些特征也是新型城市化之路在不同类型区域的推进特征，会不断提升区域的“城市性”，推进区域空间结构的转型。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的差异很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由以农村为主导向以城市为主导的空间结构转型，也存在着区域差距。比如，就人口城市化率而言，2009年全国为46.6%，而新疆为39.85%，广西为39.2%，四川为38.7%，河南为37.7%，云南为34.0%，甘肃为32.65%，贵州为29.89%，西藏为23.8%。这些人口城市化率比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尚处于第一次转型的初中期阶段，有的只进入第一次转型的起步阶段。在中部地区，也大体处于第一次转型的中期阶段。即使是沿海发达省区，区域空间结构第一次转型的省内区域差距也很大，如广东的北部、海南的西部、福建的西部、浙江的西南部、江苏的北部、山东的西南部等地区。因此，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由以农村为主导向以城市为主导的空间结构转型，仍是这些地区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二）第二次转型：城市化发展由以单个城市为主导向以城市群为主导的转型
区域空间结构的第一次转型，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上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在初始时期，城市化发展是以单个城市为主导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关联不大，到了一定程度，特别是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和产业规模的扩张，城市之间在发展中逐步加深关联，相邻城市产生了集群趋势，形成了城市群。由于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比单个城市更大，主导着地区城市化的发展，这样，城市化发展便由以单个城市为主导转变为以城市群为主导，区域空间结构会发生第二次转型。
以城市群为主导的区域空间结构转型的显著特征，是区域空间结构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广域地提升区域的“城市性”，从而会改善城市化的质量，区域空间结构更有效率，更具有合理性。区域一体化的空间实现是以群核、群集、群网为依托的，群核是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区域一体化的“龙头”与“灵魂”；群集是相邻城市的集群和区域产业的集群，是区域一体化的“躯干”与“载体”；群网是城市群的交通、信息、市场网络，是区域一体化的“筋脉”与“血液”。群核、群集、群网的联动与融合形成“群合”机制，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区域空间结构的转型，因而是比第一次转型更为深刻的空间结构转型。
在新型城镇化推动下，区域空间结构的第一次转型是第二次转型的基础，第二次转型又是第一次转型的提升。第一次转型是区域经济发展由以农村为主导向以城市为主导的空间结构转型，城市得到快速发展，城市与周边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培育和发展起以单个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圈，而城市群形成的基础是城市经济圈，“圈”具有向“群”演变的趋势，所以，第一次转型为第二次转型培育了基础。第一次转型是以单个城市为中心的，空间结构的转型是局域性的，第二次转型是以城市群为中心的，空间结构的转型是广域性的，在第一次转型中不能涉及的空间结构调整，会在第二次转型中被深度涉及，所以，第二次转型是第一次转型的提升。不过，我国城市群在总体上尚处于发展初期，中西部地区空间结构的转型尚不显著。随着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群会不断成熟，由城市群为主导的区域空间结构转型也会不断深进。
（三）第三次转型：城市群发展向同城化的转型
区域空间结构的第二次转型，城市群成为地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城市群是相邻城市的集群，城市群的发展表现为相邻城市的资源共享程度和功能关联程度的不断提升，相邻城市也就会由空间上的“群散”状况逐步形成功能上的“群合”趋向，从而使居民在城市间的社会生活如同处在一个城市那样的便捷，形成同城化新格局。相邻城市的同城化是城市群发展的必然趋势，将会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城市群地区空间结构的新转型。城市群发展向同城化的转型，就是新型城镇化推进下的区域空间结构的第三次转型。无论是成熟的城市群，还是成长的、潜在的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都会走向第三次转型。根据发达国家成熟城市群的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实际，第三次转型发生的标志是，人口城市化率超过60%，通勤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5%，城市之间的货运量占货运总量的比例低于20%。
发达国家的城市群大体在1980年代进入同城化阶段，城市群地区的空间结构开始发生第三次转型，主要特征是核心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发展转快，大量人口向卫星城转移，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在我国，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地区，也开始不同程度地进入以同城化为特征的第三次转型。第三次转型会在更广、更深的层次上优化城市群地区的空间结构，标志着新型城市化由成长阶段进入成熟阶段，以同城化进一步提升城市群地区的“城市性”。其演变趋势是，相邻城市同城效应的扩展化、基础设施的网络化、产业分下与合作的深度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些趋势在发达国家的城市群已有显现，在我国成熟城市群也可见端倪。区域空间结构向同城化发展的第三次转型，是在第二次转型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样的，第二次转型也是在完成第一次转型的基础上形成的，三次转型是连续的、逐步递进的，而且是较长时期的演变过程。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大，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地区进程不同，三次转型的时期和程度也会有差距，但作为演变趋势，无论在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三次转型都会必然发生的，从而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提升我国区域的“城市性”。
三、我国新型城镇化演变趋势
城镇化的重点不是速度和规模，而是质量。从本质上看，城镇化实际上是经济要素的空间集聚，其基点是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由产业空间集聚带动人口空间集聚，进而带动资金、技术、信息等一系列要素在地域上集中的过程。具体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城镇化可以更直观地理解为经济要素在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空间配置过程。新型城镇化是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二元”发展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既表现为人口城市化率的增长，又表现为区域“城市性”程度的提升。但是，人口城市化率是新型城镇化的外延，反映新型城镇化的外在特征，而区域“城市性”是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反映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当人口城市化率达到最高程度即“峰值”以后就不会增长，而区域“城市性”仍会持续提升。以人口城市化率的“峰值”为标志，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即城市化率和城市性的双重提升阶段和“城市性”的持续提升阶段，前者可称为新型城镇化的成长阶段，后者可称为新型城镇化的成熟阶段。从成长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就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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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蒋晓岚，女，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城乡发展研究所区域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合肥230000）；程必定，男，安徽省社科联研究员，安徽省政府参事，博士生导师（合肥2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