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循环理念的上海经济发展演变特征和路径

作者: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22.21发布时间:2022-10-26 浏览量:19

古祥凤1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摘 要】:新时代,面向“十四五”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审视上海市经济发展历程,对其强化全球资源配置 优势和引导国内经济循环意义重大。本文在时间序列轴上,以推拉理论为基础,基于国内外经济双循环理念,归纳演绎自成立特别市并转为直辖市以来,上海市经济在国际经济市场拉力和国内政策推力的双重作用下的演变特征和路径。研究结果发现: 1930 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循环规模大于国内经济循环;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国内经济循 环规模大于国际经济循环;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循环逐渐与国际经济循环匹配;21 世纪初以国际经济循环规模逐渐增大; 至新时代进入更高水平双循环,向着主导国际经济循环,赋能国内经济循环,以调控优化国内外经济循环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展 国内外经济双循环 演变路径 上海地区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上海市处于长江三角洲和东海的交汇处,位于北纬 31°14’N,东经 121°299’E,是中国南北沿海经济带的中点,联通了长 江水系和环太平洋区域,具有重要的经济战略意义。自我国工业起步发展以来, 上海市一直是我国国际经济循环的首要门户,同时引领国内经济循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受到中央政府政策的宏观调控,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点。总体上,上海市经济发展始终受国内外经济循环推拉动力作用。本文以时间序列为轴线, 推拉理论为基础,基于国内外经济双循环理 念, 归纳演绎上海市 1930 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前后,以及 21 世纪初、新时代等不同经济发展政策主导时期,上海市经济发展在基础条件、国际经济循环环境、国内经济政策,以及上海市制度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等因素的作用下,呈现的经济发展特征和演变路径。


1 上海市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1.1 优越的交通区位


上海市作为中国的国际贸易经济门户,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交通网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连接国内 河运系统和国际海运系统的枢纽,上海发达的水路运输系统连接着世界发达的商贸市场和国内规模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 1990 年代后,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虽然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但生产制造的速度和灵活性却成为市场经济的核心,这是因为 国际市场对更短生产销售周期的需求逐渐加强,因而劳动力和交通成为竞争的主导因素。此时上海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快速联 通国内外经济循环的交通枢纽地位增强了其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使其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经济发展竞争中占据优势,吸引资本, 加快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


上海的交通区位优势是推动上海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提高上海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1996 年,中央政府增加了将 上海建设成“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目标。这项发展战略旨在增强上海在国内外运输系统中的优势地位,使上海市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2005 年,上海第五航权的开放,促进了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 增强了上海向世界城市发展的潜力,吸引了更多跨国公司的直接和间接投资。2005 年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到 2017 年四期工程的投入使用,弥补了上海海运航道深度的不足。据 商务部统计, 2016 年上海港与全球 21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集装箱货物贸易,2019 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4331 万标箱,同比增长 3.1%,连续 10 年蝉联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大港。上海便利的运输系统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采购和销售以及快速交货提供了重要保证。


1.2 丰厚的实体工业积累


民国时期,由于华洋杂居局面的出现,上海成为“孤岛”区。相比国内其他区域贫困和战争交替的社会经济环境,上海的社 会经济环境始终是稳定的,这为其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因此,尽管民国时期的上海地区不具有实体工业发展的成本优势, 如接近原材料区,较低的土地和原料成本,依然有大量的外资和民族企业在上海建厂发展。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工业集中于上海发展的趋势。在上海建立工厂相比在原料区建立工厂可能会花费更高的成本,但极大减少了生产制造过程受到外界不可抗因素干扰而产生的风险。同时,稳定的社会环境也让上海的人口成为了战时吸纳人口, 平时释放人口的海绵。这一人口数量的 变化给上海带来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以及不同方向和层次的人才,为上海的工业以及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上海地区的交通区位优势与扎实的实体工业基础相互作用,发达的交通体系连接了国内更广泛的工业制造原料区,使上海的工业发展更加多元化,对国内和国际市场都输出了更加丰富的产品。同时,国际经济循环中输入的商品通过长江水系运输到全国各地, 形成以上海为贸易分配中心的经济循环模式,带动国内的经济循环发展壮大。


2 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调控使上海经济国际循环主导转向国内循环主导


自明清以来,上海地区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19 世纪 50 年代,上海的外贸总值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 口港埠, 此后一直居于全国外贸首港的地位。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作为资本主义主导的商业港口,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 展形式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形式割离。1930 年代,上海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占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 81.2%、银行投 资占 79.2%、工业投资占 67.1%、房地产占 76.8%,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最大的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也是远东国际 金融贸易中心。新中国成立之际,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多方面封锁阻碍了上海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国家实施计划经济体制,促 使上海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体系, 而失去了“东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地位,最终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工业基地。1949 年 以后,上海的经济发展直接受国家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经济发展基础从国际国内双循环经济转为规模较小的国内循环经济, 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为发展全面的制造业。尽管上海脱离了国际经济循环,但它仍然是中国国内经济循环发展的支柱。从 1950 年到 1976 年,它的经济总量占全国六分之一,而人口仅占全国的 1%。在此期间,由于中国经济规模限制和区域发展的严重 失衡,政府强调平衡发展区域经济,上海成为国家调控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节点,其经济发展处于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状态。这 种经济调控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平衡发展,却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其相对发达的实业基础和地理优势。这一时期上海经济发展的整体演变路径是由国际经济循环主导转为国内经济循环主导。


3 改革开放后国内外经济双循环使上海由工业主导转变为第三产业主导


3.1 上海发展实体工业的优势逐渐消退


改革开放的政策优惠和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储备,使上海成功地赶上了上世纪 90 年代全球工业结构调整和重构,吸引了大量的大型外资企业入驻,他们带来的新技术和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作为改革开放前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上海始终贯彻工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因此在 21 世纪前, 上海始终将制造业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并通过与长三角地 区的互联互通,加强了其汽车、成套设备和房地产等支柱产业的发展。随着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商业成本继续上升。为了进 一步提高上海全球竞争力,保证成本的优势, 上海市发展了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获得更多的经济“殖民”空间, 即通过连接领土经济与全球体系,以“殖民”的方式补充城市发展的优势。但随着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腹地带来的人 口红利不断衰退, 上海面临着更加紧张的制造业发展形势。由此, 上海“十二五”规划强调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 有机协同整合,实施全球创新资源配置和产业链整合战略,从高科技制造向高科技服务产业转型。然而,这一目标的实施受到科 技创新成果低转化率的限制。国家科技部的统计监测结果显示,自发布以来,上海一直在总体技术进步指数中排名前两名,但上海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并且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北京相比,上海缺乏高科技实践,难以形成创新的产业集群。第二产业技术创新实践的困难加速了上海实体工业优势的消退。


3.2 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上海经济发展转向第三产业主导


1978 年,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政府考虑到上海在国内经济循环中的支柱作用, 没 有率先在上海设置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 以减轻国内经济受到的国际经济环境冲击。 1984 年,中央政府批准上海成为首批向世 界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上海因此获得了一些国外资本使用权,但这并没有完全发掘到其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门户城市 的潜力。之后, 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 中国越来越国际化, 上海重新成为了中国与世界间商贸往来的“国际门户”, 其第三产业发展潜力也越来越大。此时,上海经济发展蓝图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不同。上 海与其经济腹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之间的强联系使上海能够更容易地利用长三角地区较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为上海的 工商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随着资源成本优势的消退和中央政府政策方向的转变,上海逐渐从工业城市转化为第三产业主导 城市。在“十五”规划中, 上海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六大支柱产业,即信息、金融、贸易和商业、汽车、成套设备和房地产等, 以取代工业全面发展的战略。自 1980 年代以来,上海市 GDP 中工业 GDP 占比一直在下降,尽管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 工业平均年增长率超过 15%。

上海的经济腾飞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并一直保持着较高发展速度。在 1991 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上海市委主动提出“三保” 和“三改革” 。“三保”,即保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服从国家宏观调控、保证超过年度财政贡献;“三改革”,即自费改革、 自主改革和率先改革,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199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把浦东新区作为发展龙头, 推动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三中心”国家战略。在此基础上, 1996 年,增加了国际航 运中心的建设战略。为了实现建设“四个中心”的发展战略,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国家给予上海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 批准建立浦东新区、允许创建新的服务业、吸引外国银行和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系列政策本质上更接近于放松管制,而不是财政补贴。上海浦东新区的设立,为上海带来了比经济特区更开放的经济政策,推动了上海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使其在国内外经济发展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对上海成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桥梁,成为我国的代表性门户城市,具有重大意义。


3.3 广泛入驻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全球实体工业再分配促进上海主导产业转型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欧美地区在国际经济循环中,大量转移实体工业到发展中国家以寻求更低的商业成本。而金融危机后,欧美政府重新审视了实体工业在国家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减少了这一转移。在这一国际经济循环背景下,上海的工业和制 造业面临着传统领域的产能过剩和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挑战。此时,上海作为“中国大陆金融中心”,正在向全球金融中心方向发展, 亟需吸纳世界金融及相关第三产业生产资料以提升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因此,上海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庞大 的消费市场, 吸引许多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高盛、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等在上海建立了分公司或业务。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进驻, 缓解了上海实体工业发展的威胁和挑战,同时强化了第三产业要素的集聚, 提升了其经济地位。至此,上海经济逐步从工业主导发展成为第三产业主导。


4 新时代的上海正在以国内经济循环的力量引导国际经济循环


上海的金融治理被西方学者称为“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度相对较低经济体。上海浦东新区作为上海金融业的集聚地, 不断展现其更高水平的交通体系优势和金融治理能力。1990 年浦东机场的投入增强了上海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枢纽作 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国际贸易效率。同年, 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则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的资本流动活力和上海的金融能 力。 2005 年,上海浦东新区成为全国首个综合改革试验区。2013 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 标志着浦东新区进入 了“自由贸易时代”,经济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使上海正成为一个更有活力的国际经济窗口,连接着中国和世界经济。到 2013 年底,上海初步形成了以央行上海总部为核心、以监管金融机构为主体、非监管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国际金融机构集群。据第 31 期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上海位居全球金融中心的第 4 位。目前,上证指数的总市值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证券交易 所,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需要强调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是上海金融产业集聚的主要推动力。 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循环呈现出世界制造——贸易中心与金融——法律中心的分离的趋势,这将加速上海作为一个领先的国际金融和法律服务中心的发展。

上海现代航运功能性运输机构集聚是其引导国际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协会、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联合国国际航运学院、亚洲船级社协会中韩联合秘书处等一批国际航运机构纷纷在上海建立总部或分支机构,成为上海国内经济循环力量辐射的主要对象。随着航运金融规模的发展和货运指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 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成效更为显著。

“十四五”时期, 国际经济发展环境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新自由主义、逆一体化的经济政策和近几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存在,使得上海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循环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在市场竞争中,上海不仅面临着东京和新加坡等发达的环 太平洋城市的竞争,还面临着北京、深圳和广州等国内城市的竞争压力。虽然上海面临全球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的竞争压力和挑战, 但总的来说,上海依然具有建成“四个国际中心”,吸纳国内经济循环能量的同时,引领国际经济循环的发展潜力。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梳理上海开埠以来的经济发展脉络, 以国内外经济双循环理念,全面剖析影响上海经济发展推拉动力, 归纳演绎其 经济发展演变特征和路径, 结果发现:近现代以来, 相比国内其他城市,上海经济发展始终具有优越的环境条件。从双循环视角 下重新审视上海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海可以被视为典型的国内外经济循环连接点。在上海经济发展历程中, 由于其优越的交通区 位条件, 直接受国际经济市场和国内经济政策改革的双重作用力, 国内外经济循环的交替、重叠是其经济演变的关键推拉动力。 同时,上海自身的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作为内生动力, 驱动着其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变。在内外循环作用下, 1930 年代以来,上 海经济演变路径为:商埠+实体工业集聚区——金融中心——第三产业主导—— 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三中心”—— 国际经济+ 金融+贸易+航运“四中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内循环力量激发引领国际循环区。

新时代,上海受国家政策调控和国际竞争市场双重影响,正在重新活跃在世界经济大循环舞台上。不同的是上海已经从 1930 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转变为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体系,从工业城市转变为第三产业主导的城市。相比国内其他城市,上海 的内外循环经济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经济要素的流向更加复杂。但在全球城市体系中, 上海在国际经济循环中仍然处于被动地 位,依然需要通过加强“四中心”建设以提升上海以及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因此, 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经济发展环境的复 杂化,上海需要转变其在国际循环中的被动地位,向主导国际循环、引领国内循环的方向发展。新时代以来, 国家为上海的发展 提供了宏观框架,地方政府政策和市场原则决定了上海经济发展的细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规划增加了上海市 场发展的自由程度,而复杂国际经济环境中的新自由主义、逆一体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增加了其经济发展风险,削弱了其市场的 稳定性和可控性, 对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计划的发展目标构成新的挑战。未来,上海地区可通过建设主导国际经济循环+引领国内经济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增强国内循环抵抗国际循环经济格局变化冲击的能力。


1作者简介:古祥凤,女,汉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学生, 研究方向:GIS 在经济地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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